生態文化是現代中華文化發展中的一次重要轉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有機體中占據重要地位，發揮著關鍵作用。在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的大背景下，如何定位生態文化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中的地位，進而開創生態文化建設新局面成為我們應有的時代關切。唯有發揮道德文化與法治文化的相互支撐作用，才能在生態文化建設進程中實現新突破。

　　道德文化：生態文化建設的精神滋養

　　當現代性發展模式以“人類中心主義世界觀”作為自我的公理預設，人與自然的界分就不僅僅是人化自然所能夠描述的。隨著發展的生態學危機日益嚴重，人們逐步意識到這種人類自我演繹的自然界異化最終要摧毀的是人類文明自身。德國生態學家薩克賽指出，在19世紀，“生態學的考察方式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它克服了從個體出發的、孤立的思考方式，認識到一切有生命的物體都是某個整體中的一個部分”。某種意義上，人類的文明程度可以在人與自然的生態性關聯中得到確證和表征。對于這樣一個關涉人類價值觀的理論命題和實踐選擇，雖然我們可以通過發揮法律的規范作用限制人類對于自然掠奪的無序性行為，通過行政處罰提升環境違法行為的違法成本，卻無法最終化解這個價值命題中的道德困境。人類是否對生態系統給予道德文化關懷，本質上是其是否對自身給予了道德關懷的問題。生態倫理要求人類樹立普遍的、人類能夠共同遵守的生態公德，確立愛鄰如己的生態價值觀。關注和尊重人類之外的其他生物和自然環境的基本權利，在人類的生態開發中增強生態憂患意識和生態責任意識，使人類與自然能夠和諧的共同發展。只不過當生態環境對人類的現實利益造成危害之時，人們往往選取的是成效更為直接的法律制度的規約。生態文化的歷史性建構本應以道德作為最為基本的內在驅動力，以文化的滋養和道德水平的提升作為破局之道，而法律制度所能提供的應該是人們把這種生態文化從內化于心到外化為行的現實保障。子產強調：“德，國家之基也。”孔子認為對民眾而言“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對于我們正在構建的生態文化來講，道德文化的教化作用能夠把作為法律外在表現的條文與規范以文化滋養的方式內化為法治精神，外在凝結為觀念形態的法治文化。相對于環境立法、執法、司法硬制度約束而言，基于人們道德文化水平提升而樹立的全社會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化理念，則是人類文化當代轉型的鮮明特征和時代特質。道德文化是人類能夠超越特定歷史局限性的主體依據，而生態文化建設本身就是道德文化在人類改造自然進程中把主體價值標準與客體價值屬性相統一的結果。總而言之，生態文化建設歸根結底是一個道德文化建設與道德原則的應用問題。應充分挖掘中華傳統文化中諸如“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的古代生態倫理思想，切實加強公民生態道德文化培育，強化尊重自然的規制意識，倡導人與自然和解與和諧的契約精神，切實提供生態文化建設的精神滋養。

　　法治文化：生態文化建設的善治之匙

　　在人類由野蠻走向文明的歷史進程中，經歷了兩次提升，即“在物種方面把人從其余的動物中提升出來”和“在社會方面把人從其余動物中提升出來”。“物種的提升”是標明人與自然的關系以及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換言之，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人類文明的起點。問題的關鍵在于，人類認識、開發與利用自然界的行為往往囿于現實利益的驅使而突破自然界所能夠承受的邊界，進而危及人類文明自身的存續與發展，這是生態危機與生態問題產生的深層本質所在。當自然界無數次以災難的形式確證著恩格斯“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的告誡之時，生態文化建設切切實實地成為我們無法回避又必須破題的現代性隱憂。

　　孟子指出：“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作為政治上層建筑的主要組成部分，法律體現的是統治階級的意志與愿望，是規范社會秩序行之有效的外在強制力。在階級和國家消亡的未來共產主義社會到來之前，法律始終是治國之重器，而良法則是善治之前提。然而要使良法化為民眾的內心需求，進而化為自覺的遵循，法治文化的建構則必不可少。要破解由中國現實問題倒逼所致的生態文化建設難題，法治文化的培育是關節點。當人與自然的矛盾緣于人類對利益的追求和固守而變得更加尖銳和難以調和之時，法治文化建設就成為化解這一矛盾對立體的有效路徑。只有對人類無限增長的向自然界擷取的欲望加以法治文化的引導與規范，生態文化建設才會成為民眾自覺的文化需求。

　　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與現實無數次向我們確證，道德文化與法治文化是維護社會有機體穩定、保障經濟社會發展的必要條件。對于生態文化的構建來講，二者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法治文化使得人與自然和解的價值理念能夠外化于法律制度，內化于民眾的內心需求；道德文化作為一種精神滋養，使人們能夠養成生態觀上趨善抑惡的道德訴求。從文明的形式來講，前者作為政治文明，后者作為精神文明，能夠共同為生態文化建設提供保障與支持。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的生態文明建設呼喚新的突破，也正在醞釀新的突破。我們既要提升黨員領導干部的生態文化意識，又要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把生態文化的理念內化為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道德文化與法治文化能夠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德法相輔才是打破生態文化建設舊思路、實現生態文化建設新發展的必由之路。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研究”課題組成員、河南財經政法大學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