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 《中日文學經典的傳播與翻譯》作者、天津師范大學教授

日本人古無文字，他們的閱讀史是從學習漢字開始的，之后日本人就創造了一種叫做“訓讀”的辦法，也就是看著中國字，讀著日本音；讀著中國文，念著日本語法，這樣在心里將漢文顛三倒四就讀懂了意思。這實際上是一種在形式上對原文以 “零變動”的方式翻譯中國的文學經典，也就是經過了這樣的翻譯過程，中國的文學經典越境進入了日本文化。

論起中國文學經典的域外傳播史和翻譯史，就不能不談到日本人的這種“訓讀”，因為從中國文學經典走向世界的歷史步伐來看，日本人的“訓讀”翻譯可謂歷史悠久、氣象萬千。

“訓讀”與“漢俳”的交響

中國的文學經典越境之后，變化的當然不僅是讀音和念法，經過形形色色的翻譯和重寫，原文的模樣有時就變得讓我們自身都認不出來了，各種各樣的“變體”不但改變了經典的語言形態，而且精神姿態也應需而變。翻譯和改寫為這些經典注入了另一種生命，連文字也不動的“訓讀”，可以看做原作的“分身”；將它們按照自己的理解大段插進日本詩歌、日本故事中的，可以看成是原作的 “影子”；還有給它們改名換姓換一換背景就講成日本故事的“翻案”，可算是原作的“化身”，至于那些冠以中國的文學經典之名、作品中的人物只不過是穿著漢服唐裝的日本人的所謂《三國志》、《新三國志》、《水滸傳》等，有些算得上是中國的“遠親”，有些就只能算是“李鬼”了。正是通過這些“分身”、“影子”、“化身”和“遠親”，中國的文學經典曾經影響過很多日本人的精神生活。從《論語》到《西游記》，中國的文學經典不斷被翻過來、翻過去，反復重寫，它們的“變體”在很大程度上為日本人心目中的中國想象和中國人形象打下了底色。

反過來看，日本文學經典最晚從我國明代便有了翻譯的歷史，雖然數目不多，但中國特色已頗為濃厚。今天，《萬葉集》、《今昔物語集》、《源氏物語》等都有好幾種譯本。短時間出現這樣多的重譯本，在世界上恐怕也不多見。中國人還品味日本人的俳句與和歌，用漢文創造了“漢俳”與“漢歌”。不過，不論是“漢俳”還是“漢歌”，都具有鮮明的中國文學特色，可以說是日本文學經典越境后的 “變體”。中國的日本文學經典也已形成了尊重原著、尊重中日文化交流歷史、尊重既往研究成果、尊重中國文化傳統的鮮明特色。

如果將這樣兩種“變體”放在一起，將會看到什么風景？歷來對這兩種“變體”是各人有各人的見解，筆者想做的是將它們放到一起來觀察，既思考中國文學經典的對外傳播問題，也思考外國文學作品的漢譯問題。表面看，這屬于兩個學科的問題，實際上卻不能割裂。我們讓“他倆”分手太久了，兩件事各有人做，但更需要讓“他倆”拉起手來，只有這樣才能將兩件事做得更精彩。

“訓讀”是一種看不出翻譯痕跡的翻譯，這恰是一個象征。中日文化，看似相近的部分，卻是那樣的不同。共有的漢字，常讓我們看花了眼。在共有漢字基礎上，兩國的翻譯看起來與一般的翻譯有所不同。而對漢字的理解不同出現的誤譯誤解，常常使讀者撓頭、學者嘆息。文學經典的翻譯和傳播與民族關系、社會文化思潮、翻譯環境和翻譯思想、傳播的技術手段等多方面因素有關，值得充分研究，而譯作和翻譯者卻是其中最值得研究的內容。

中國文學在日本的變體

有識者在思考外國文學經典的時候，總會把它們和本土文學的命運聯系在一起。日本明治年間的一夜西風，吹旺了日本的“軍國夢”，也吹倒了千年以來苦心建造的漢學體系。學人言必稱《圣經》、《浮士德》、但丁、莎士比亞，而中國的文學經典第一次被扔進了故紙堆。當時那些藐視中國的文學經典的人，在西方文學面前也把本國經典看矮半截，更忘記了中國的文學經典的因子有些早已融入到日本文學之中了。

近代以來，很多日本學者在摸索日本文學復興之路時，從中國的文學經典找到了日本文學缺失的東西。明治后期，戲劇改革倡導者池田大伍曾試圖從元曲的“一人主唱”啟示中找回東方歌劇的魅力。文字學家白川靜對漢字與《詩經》的熱忱，實際上就是對日本文化源泉的熱忱。他不滿于日本戰后教育把漢文作為舊弊加以輕視，認為這樣做失去了教人做人的重要教材，那種認為漢字妨礙教育、削弱人的思考力與創造力的看法是極其錯誤的。他為日本漢字文化與古典教育的現狀深感憂慮，認為廢棄古典，源泉就會枯竭，沒有源，就沒有流。

在中國的文學經典聲譽確立之后，林林總總的人們便拉它作大旗來說自己想說的話。增野德民把主張尊王攘夷與攻占大陸的吉田松陰比作屈原，明治維新中那些失意落敗的官僚竟然都以屈原自詡，而日本最早的中國文學史家則用一個“情”字來概括屈原之所作。學者青木正兒說過，想著別人醉心于西方近代文藝為之哭泣、為之歡笑之時，自己卻翻閱著《離騷》，聞著兩千年以前的霉味，“很是有趣”，在內心吶喊著：“蟲蛀也好，發霉也好，《離騷》還是《離騷》，真正文藝，偉大的思想，本沒有什么新舊之分。”對“現代文明病”皺眉頭的文人，端起陶淵明的酒杯，澆自家塊壘；幻想著王維的畫境，享內心一刻之安寧。在這些日本譯者、研究者、作家、詩人、讀者的心目中，有的是不同于中國文士心目中的別種形象的屈原、陶淵明、王維。杜甫、李白、白居易、蘇軾、文天祥、高啟等等，這些中國人熟悉的名字，也在日本文學史上獲得了別樣的解讀。

為覬覦中國，也有人打過中國文學經典的旗號。伊藤銀月曾將《水滸傳》說成是“膨脹性”的日本為吞并世界第三步、第四步而了解“支那”的必讀書。日本侵華戰爭期間，軍國主義者也曾提倡朗詠漢詩鼓舞士氣。對中國文學的解讀和重寫，常常打著日本文化深深的印記。為什么吉川幸次郎說日本對《論語》的接受總帶有指向嚴格主義的所謂“日本式歪曲”？為什么在中國散佚的《游仙窟》一書在奈良時代卻享有“準經典”的地位？中國文學經典在日本的傳播有哪些特點？思考這些問題，也會對中國文學經典在其他國家的翻譯傳播有所啟發。

25年前，筆者在日本福岡看到一家餐館的店名是“悟空”以前，沒想到文學經典竟然有這樣一種傳播方式。過去十多年，筆者一邊任職于日本的大學，一邊在國內大學工作，在與兩國普通人一起享受和平生活的時候，更加關注自古以來草根的文學經典印象。于是，在《翻譯和傳播》中也就寫到了江戶時代通俗詩歌 “川柳”中描寫的讀《論語》偷懶的孩子，寫到了那些流行于京都、大阪為婦女孩子閱讀而編寫的漫畫《孟子》，寫到了在電影、電視上由女性來扮演玄奘三藏的《西游記》，寫到了文庫本、隨筆、手機在文學經典傳播中的作用。

著名評論家加藤周一曾經說，對于日本人來說，《論語》早已不是共通的古典了。近代日本文化有點怪、有點蹊蹺的事情，就是奉為古典的《論語》的缺失。實際上，一個偉大的民族，沒有共享的經典，其信仰、凝聚力、文明高度就會暴露出諸多問題。一個偉大的民族，更需要屬于它的思想文化巨匠。文化巨匠和共通的經典，實際上是緊密相連的。將過去的一切清洗掉，或歸為一律，哪會有知識巨人？而將異彩紛呈的思想僵化成條條框框，那過往的古典也就逃脫不了被遺忘的命運。

如果說一國的文學經典在另一國不斷被翻譯、重寫和傳播，就是它完成了一次越境之旅的話，那么，那些譯本、重寫本和傳衍本再回到它的源泉國，獲得評價與研究，則可以說是又一種文化越境之旅了。在這樣的往復過程中，會誕生出很多與經典相關的新面孔。聯想到近代以來中日兩國面對傳統文化的種種困惑，聯想到耳聞目睹的形形色色的文化亂象，突然感到，文已夠長，而想說的話卻像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