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14年研究的目標與任務

1. 基于信息傳播視角，以公眾消費決策行為為研究對象，研究中國情境下轉基因輿情對公眾轉基因食品態度影響的內在機理，為制定適當轉基因農產品消費模式的政策目標、提高政策的成本效率提供科學依據。

2. 對農戶選擇種植轉基因作物的決策行為及其影響因素進行分析，以期為建立中國轉基因作物產業體系尋找目標地區、目標農戶群體以及政策落腳點。

3. 從安全監管流程視角出發，尋找并確定我國轉基因生物安全監管的關鍵節點，從監管政策的可靠性、可行性與可操作性出發，提出我國監管政策未來調整的主要方向及具體建議，并就企業的監管效率與種子產業鏈的監管成本等實際操作中的具體問題進行實證分析，為轉基因作物產業化的安全監管提供量化的依據。

4. 從國家源頭創新的高度構建我國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轉基因技術體系，探究我國推動轉基因作物產業化發展需要考慮的知識產權保護模式及其策略。

二、項目研究進展

（一）研究工作進展

1、由于各國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差異，美國、歐盟等對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理念存在較大差異。目前，全球主要形成了三種發展理念，一是以美國為代表的國家，對轉基因技術持支持態度，認為轉基因產品和常規產品沒有本質區別。二是以歐盟為代表的國家，認為轉基因技術有潛在危險，只要是通過轉基因技術得到的轉基因生物都要進行安全評價和監控。三是以巴西、南非、日本等為代表的國家，介于美國和歐盟之間的發展理念。本研究分別對持三種不同發展模式的相關國家政策演變進行了跟蹤研究，并從多角度深入分析了政策演變動因及其經濟影響評估。此外，重點通過美國、歐盟等國與我國轉基因食品信息管理政策的比較研究，總結發達國家轉基因食品信息管理的經驗及策略，并探討我國轉基因生物安全監管存在的主要問題。特別是轉基因生物安全評價制度需要優化。（1）安全評價對象設定不科學。將品種作為安全評價對象的作法不科學，以品種為評價對象，存在重復評價的問題，與產業化應用需求之間不適應，而且以品系為評價對象對保障轉基因生物安全沒有過多的幫助作用。從世界上其他國家情況看，美國、歐盟、巴西、日本等都是沒有以品種為評價對象的，都是以轉化事件為評價對象，代表們建議中國采取與世界其他國家相一致做法。（2）安全評價程序方面需要進一步優化。安全評價程序有待優化。目前轉基因安全評價試驗中缺乏反饋程序，從依法行政角度看，作出行政決定應當要充分聽取當事人的陳述申辯和理由，目前安全評價委員會在作出結論的時候，缺少一個問題答辯程序，對有疑問的申請案往往直接予以駁回，從未來依法行政發展趨勢看，這種做法難以持久，容易引發質疑甚至是行政訴訟。從目前來看，它雖然規定是一個技術性決定，但是從行政訴訟擴大審查范圍的發展趨勢看，只要當事人成功提起訴訟，即使最終當事人不能夠贏得訴訟，但是它也會引發輿論關注。評價材料提交過多。從目前調研情況來看，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安全評價材料提交方面存在補充要求提交材料次數過多的情況，從制度規范性的角度存在一定的瑕疵。法律制度的一個要求是提高制度的可操作性和制度的預期性。安全評價工作還需要加強規范性和透明性。由于我國安全評價實行的是委員會評審制度，不是專職的審查員評審制度，對集中評審的會期較短，客觀上要求安全評審的前期準備工作評價要充分，要求有各方都明確的工作規范作指導，目前，秘書處人員十分有限，難以應對大規模的審批工作。（3）管理機構之間的銜接方面需要進一步加強。進口轉基因種子等繁殖材料進行安全評價試驗需要得到農業部種子局批準，但目前相關機構在進口審批程序、要求、申報材料方面存在不一致的要求，例如轉基因試驗種子材料，科教司與種子局在數量、要求上都是不一致的，導致無法及時審批進口，影響到安全評價試驗。地方農業部門對安全評價審批試驗的信息不掌握，導致管理部門難以對轉基因試驗情況實行全面監管。目前的安全評價信息梳理集中程度較低，尤其是對安全評價中轉基因技術信息披露較少，難以滿足監管實踐需要，給基層執法監管帶來較大難度。存在不依法處罰的情況。地方農業部門對轉基因違法案件的處理上存在責令改正多，處罰少的情況，從目前轉基因執法監管的初期階段來看，有一些違法案件涉及范圍較大，但是從法律制度上看，隨著社會關注度的提高，為了避免社會第三方的質疑，對違法行為的處理還是需要遵循條例的規定進行依法處罰。

2、基于我國轉基因生物知識產權研發特征和對三種傳統知識產權共享模式的分析。本研究表明，市場化模式能提高知識產權的轉化效率，促進供需快速對接，最大化地實現知識產權的經濟價值，可能面臨著因信息不對稱而產生交易中的逆向選擇問題；行業組織模式組織成本相對較低，且具有專業技術優勢，能在知識產權維權領域發揮很大作用，但對行業的集中度要求較高，同時組織成員有可能在共享服務中“搭便車”，產生共享服務中的道德風險；合作聯盟模式能夠通過專利池集成優勢知識產權，提高整體研發能力和市場運營能力，但同樣可能會因為聯盟成員的自利導致誠信缺失帶來道德風險，并有可能發展形成市場壟斷。通過政府的介入可以有效解決合作聯盟中知識的專有性和共享性沖突。在成熟、有序的知識產權運營市場尚未建立起來的現階段，加強政府的干預和引導，能較好地發揮舉國體制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政治優勢，以市場需求為導向，逐步形成適應市場需要、符合產權激勵規律的共享模式。

3、分析了公眾對轉基因信息來源的信任程度及其對轉基因食品的認知與接收程度的影響。第一，統計分析表明，城市消費者更愿意接受間接食用型轉基因食品，而非直接食用型；消費者更愿意接受抗蟲抗草型轉基因作物，而非改善營養型；消費者更愿意接受轉錄基因來源于植物型轉基因食品，而非來源于動物和微生物型。此外，消費者對按“目標用途”劃分的轉基因食品的態度更為明確。第二，消費者對研究機構、政府轉基因監管部門和轉基因技術專家信任程度的提高，會顯著增加消費者對轉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而消費者對環保組織和政府非轉基因部門信任程度的提高，卻得出相反的結論。消費者對網絡匿名人士、食品企業和非轉基因技術專家是否信任并不影響消費者對轉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以上結論不但與霍夫蘭德態度改變——說服模型的理論預期相符，而且經過了嚴格的計量經濟模型檢驗。此外，信息發布主體解釋變量確實存在內生性問題，忽略內性性問題，會明顯低估該變量對消費者轉基因食品接受程度的影響。

4、從農戶對轉基因技術的認知與種植意愿來看，農戶對于種植轉基因抗蟲作物品種的態度比較積極，一旦這些品種允許商業化，大多數農戶會很快接受。如果國家批準相應的轉基因抗蟲作物品種商業化生產，表達愿意種植轉基因抗蟲玉米和水稻的農戶比例分別為較高。分品種來看，農戶種植轉基因水稻的積極性較高，而種植轉基因玉米的積極性稍低一些。以轉基因玉米為例，從轉基因玉米的研發成本來看，六大種業的一個性狀從早期發現到安全監管各個環節的總成本是1.36億美元，其中不同環節的監管成本是3500萬美元，而我國目前未包括設備投入和人員工資投入的凈研發投入是1105萬元，如果增加政府或企業的監管成本，則成本可能遠大于1.36億美元；關于轉基因玉米的標簽成本。從理論上分析玉米實施轉基因標識成本（包括政府監管成本）占總銷售額10%-15%，但在具體操作過程當中存在一系列難以解決的問題。我國的玉米生產大都由小規模的分散的農戶進行，而對轉基因農產品標記的關鍵點之一在于對生產環節的控制，如收獲物的運輸與儲藏環節，很容易將常規玉米與轉基因玉米混雜，對其進行有效監管控制極其困難。其次，我國的農作物大都是混作混收，在同一塊土地上輪作的作物也很難對其進行監管。如果僅以10-15%的成本計算，我國轉基因玉米的標簽（監管成本）在624.5億元—786.7億元。

5、未來我國轉基因作物產業化發展策略與建議。（1）構建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轉基因技術體系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依托優勢產業布局,明確重點，通過集成轉基因技術研發的上、中、下游資源，建立健全基因克隆、轉基因技術、轉基因育種和產業化應用的基礎條件平臺，把轉基因育種與常規育種、分子標記輔助選擇等技術緊密結合，建立高效的轉基因育種體系，在轉基因研發與育種上突破一批自主創新的核心技術，擁有一批具有重要實用價值和自主知識產權的功能基因，培育并示范推廣一批抗病抗蟲抗逆、優質高產高效，具有替代性和滿足市場需求的轉基因作物新品種，同時進一步明確科研機構和種子企業在育種領域的側重點，在基因功能驗證評價、轉化事件的研究上把資源向種子企業傾斜，探索形成“產學研”一體化的聯合研發機制，從技術創新源頭加強知識產權的立法、司法和執法保護，切實推動轉基因生物技術發展，構建我國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轉基因技術體系。（2）形成政府服務、市場運作的市場體系。以做大做強一批“育繁推”一體化的大型種業為目標，堅持政府服務、市場導向原則，在轉基因技術與新品種研發上，逐步明確劃分科研機構與企業的分工，政府資金要傾斜到科研機構與企業合作研發或直接鼓勵企業研發，讓市場來決定技術研發方向；在轉基因新品種推廣上，探索形成種子企業發揮“承上啟下”功能的新模式，重點扶持一批有實力、能研發、成規模的種子企業，支持企業發揮承擔推廣環節的安全監管責任；在種子市場運作上，要發揮市場的調節功能，逐步打破種子經營的區域壟斷，優化市場機制與發揮政府服務功能，使種子企業的創新能夠通過市場運作得到充分回報，為進一步做大做強國內種業提供良好氛圍。（3）完善我國轉基因生物安全監管制度。以保障產業化順利推進為基礎，以監管的可靠性、可行性與可操作性為原則，明確轉基因技術研發、生產、加工、經營與進出口等各環節安全監管的關鍵點，對現行法律法規和管理體系加以修訂和完善，在研發環節要特別重視加強對科研機構監管，加強轉基因農產品安全性評估體系建設，開展核心標準的研究和加強轉基因產品驗證和符合性測試基地建設；在生產、加工和經營環節，要明確和強化監管主體的責權利，根據現實監管的可操作性對相關法律法規如全程監控、強制標簽、零閾值規定等條款等進行適當調整，并加強監管程序的標準化管理；在進出口環節，要依法對進口轉基因農產品進行嚴格管理，嚴格控制未獲得我國安全證書的國外產品流入市場，同時還要明確向國外申請安全評價的責任主體，避免我國轉基因作物產業化對出口貿易造成沖擊；在品種上市環節，要堅持依據《種子法》、《主要作物品種審定辦法》對轉基因作物品種進行上市審定，加強轉基因品種區試的條件建設和標準建設。（4）提高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協調層級。發展轉基因生物技術涉及多個領域，需要在多個部委之間進行協調，目前我國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僅僅依靠農業部無法實現有效的協調和管理，無法適應產業化應用的實際需要。美國、歐盟、巴西等都有國家層面的專門機構進行協調管理，我國應當仿效國外建立國家層面的管理機構，改國務院部級聯席會議制度為專門管理機構，統一整理部委力量進行安全管理和產業化應用。（5）完善轉基因執法保障措施。發展轉基因生物技術涉及多個領域，需要在多個部委之間進行協調，目前我國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僅僅依靠農業部無法實現有效的協調和管理，無法適應產業化應用的實際需要。美國、歐盟、巴西等都有國家層面的專門機構進行協調管理，我國應當仿效國外建立國家層面的管理機構，改國務院部級聯席會議制度為專門管理機構，統一整理部委力量進行安全管理和產業化應用。

（二）項目調研進展

2014年度的調研工作主要基于2012年對公眾消費者調研的基礎上從三個層面進行擴展和延伸：

一是農戶種植意愿調查。問卷調查地點包括遼寧省盤錦市大洼縣、錦州市凌海市、沈陽市新民市，江蘇省淮安市洪澤縣、南京市溧水縣、泰州市靖江市，安徽省滁州市全椒縣、六安市壽縣、宣城市郎溪縣，浙江省衢州市江山市、溫州市瑞安市、紹興市紹興縣，江西省九江市都昌縣、上饒市鉛山縣、吉安市新干縣，湖南省長沙市長沙縣、永州市東安縣、岳陽市汨羅市，湖北省武漢市江夏區、黃岡市武穴市、孝感市孝昌縣，四川省眉山市東坡區、德陽市中江縣、成都市邛崍市。問卷共計收回有效問卷2381份。

二是以廣泛的實地調研來獲取研究數據。項目組于2014年7月份對江蘇省蘇南、蘇中和蘇北等6個城市的市區消費者開展了調查。樣本選取過程采用了多階段抽樣與分層抽樣相結合的方法，具體如下：第一階段：區域選擇。研究選擇江蘇作為調查區域，原因如下：一是該省份人口密度大、城市居民比例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未來一段時期內的發展趨勢；二是區域內消費者對轉基因食品的認知水平較高，使調查資料更具研究價值；三是與我國東、中、西部的社會經濟發展格局相近，該省的社會經濟發展呈現明顯的蘇南、蘇中和蘇北的階梯式格局。第二階段：城市選擇。根據江蘇省13個地級市年末市區常住人口、市區常住人口占全市常住人口比、市區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市區居民恩格爾系數和城市年末家庭戶規模等5個指標，利用系統聚類法（Hierarchical Cluster）和K-均值聚類方法進行分類。并且兼顧到城市地理分布、城市人口及樣本量平衡等因素，采用分層抽樣的調查方法，確定了南京（250份）、無錫（200份）、南通（200份）、徐州（150份）、連云港（100份）、宿遷市（100份）等6個樣本城市及樣本數。第三階段，消費者選擇。在這一階段筆者主要考察如下約束：第一，受訪者年齡須在20-70周歲之間。第二，城市消費者是指城市市區的常住人口。第三，受訪者具有一定的家庭食品購買經驗，不包括本地上學的大學生。樣本依照《江蘇統計年鑒-2013》各地區分年齡城市人口的劃分，通過測算各個年齡組城市人口占節選年齡段（20-69周歲）的比例，通過分層比例抽樣確定樣本城市每個年齡組的樣本數。

三是課題組繼續跟蹤調研，形成系列公眾態度與輿情信息反饋的系列調研資料。本課題通過對轉基因輿情信息的收集、整理和總結發現，公眾對轉基因科技信息的態度呈現出主觀波動性和外界干擾性，因此，課題組確定跟蹤調研方案，擬每半年將特定的轉基因輿情事件針對固定的調查對象進行訪問和回訪，調查區域選擇南京的玄武區、白下區、秦淮區、建鄴區、鼓樓區和下關區，調查方式隨機抽樣，并適當考慮南京高校學生和科研工作者群體納入研究樣本。

通過以上三種方式，以期獲得農戶的技術認知及種植意愿、公眾對轉基因食品意愿、轉基因技術態度以及轉基因外部輿情信息反饋等一系列的一手數據，也為進一步的研究或決策提供觀點和論據。

三、項目立項以來的研究成果列表

博士論文：

? 轉基因輿情對公眾消費決策行為的影響及其機制研究

碩士論文：

? 消費者對可追溯性非轉基因食用油購買行為研究---基于南京市調查

研究報告：

1. 我國轉基因作物產業化面臨的焦點問題與未來發展的對策建議

2. 轉基因生物安全輿情發生特征及風險交流策略分析

3. 轉基因作物產業化的經濟影響研究

期刊論文：

1. 中國轉基因作物知識產權戰略分析，農業經濟問題，2014年第2期。

2. 我國媒體轉基因技術報道評析——以(2005-2010)《人民日報》等四份報紙為例，中國農史，2014年第2期。

3. 我國轉基因生物知識產權共享:訴求與阻礙，科技與經濟，2014年第2期。

4. 我國轉基因作物產業化發展路徑與策略，農業技術經濟，2014年第1期。

5. 轉基因技術對生命自然存在方式的挑戰，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5期。

6. 南京市消費者對轉基因食品認知情況的研究——基于信息傳遞視角，中國食物與營養，2013年第9期。

7. 轉基因食品陳述性偏好與購買行為的偏差分析——以城市居民食用油消費為例，農業經濟問題，2013年第6期。

8. 轉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眾隱憂與風險交流的機制創新，社會科學，2013年第7期。

9. 公共財政投資下轉基因生物知識產權的共享意愿研究——基于研發、管理與應用數據的實證分析，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5期。

10. 試論轉基因生物知識產權共享的理性訴求——基于公權與私權的理論爭辯及對獨立第三方調查的研究，江蘇社會科學，2013年第4期。

11. 轉基因食品政策實施對城鎮居民食品消費結構變化影響研究，南京社會科學，2013年第6期。

12. 南京市消費者對轉基因食品認知情況的研究——基于消息傳遞視角，糧食科技與經濟，2013年第3期。

13. 轉基因技術對生命自然存在方式的挑戰，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5期。

14. 禁止我國轉基因大豆進口貿易的福利變動與虛擬耕地的分析——基于Stackelberg均衡，國際貿易問題，2013年第9期。

15. 中國公眾抵制轉基因主糧商業化:三重緣由之探，自然辯證法通訊，2012年第5期。

16. 全球視角下轉基因生物安全監管政策對大豆出口貿易的影響分析，中國農村經濟，2012年第7期。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