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李錦全的學術研究涉及文學、史學、哲學等多個學科和領域，在學術研究之余，他關注社會現實中的種種文化現象，始終保持知識分子獨立的批判意識，不平則鳴。近日記者在中山大學李錦全的寓所里，采訪了這位89歲高齡的老學者。

“以文史證哲學”

在父親的影響下，李錦全幼年便熟讀唐詩宋詞，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功底。1938年，日寇攻陷廣州、東莞，一直到1942年，李錦全一直閉門在家，“挑燈作伴惟書卷”。這四年，他閱讀了大量古典小說和文史類書籍，“寒燈獨對，孤影相親”的讀書時光，深刻地影響了他后來的中國哲學史研究。

譬如，戴震在《孟子字義疏證》中曾用“以理殺人”批評宋明理學的負面效應，但這種負面效應的社會體現在學者們的高文典冊中一般難以找到，倒是許多小說、野史中有著淋漓盡致的描述。在《“命”與“分”》一文中，李錦全就運用取自蒲松齡《聊齋志異》、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夏敬渠《野叟曝言》等清代小說、野史中的具體事例，形象地透視了宋明理學對后期封建社會產生的巨大思想影響；在《在因果報應說的背后》一文中，他則通過《閱微草堂筆記》有關因果報應說的生動描述，強調了明清小說、戲曲在擴展史料、開拓視野等方面對于研究中國封建社會史和思想史的重要作用。這些“以文史證哲學”的學術論文娓娓道來，生動活潑，在中國哲學史研究領域中別具一格，讀后總是令人回味無窮。

帶著問題意識做學問

李錦全一直注重帶著鮮明的問題意識從事學術研究。新中國成立以后的很長一段時期里，在多種復雜因素影響下，人們往往認為封建專制主義來源于孔孟之道，甚至將兩者等同起來，因此批判封建專制主義就是批判孔孟之道。對此，李錦全撰文寫道：“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形成，固然是以儒學為主體的綱常名教、倫理道德不斷豐富、完善、發展的歷史，但在這一過程中，儒家思想不可能完全實行自我封閉，它不得不接受各家思想的沖擊，在矛盾中融合，在互補中前進；其中，法家在秦漢以后并未因為‘儒、道傳，而墨、法廢’而泯滅，相反仍是封建統治思想的一手，而且根據不同的需要在不同人物的思想上表現出儒法互補的歷史痕跡。”在他看來，“儒法互補”的實質是“儒表法里”、“儒主法輔”，這一整體把握，顯然有助于人們理性地認識傳統中國的文化結構。

談論思想史與哲學史的區別可以是“抽象”的，但觀察其聯系則“具體”得多。這一認知促使了李錦全對作為個體的哲學家或思想家的著力研究，其著作《海瑞評傳》、《陶潛評傳》即是佐證。在傳統意義上，陶淵明、海瑞一般不被視為哲學家或思想家，但是，從“內圣外王之道”這一傳統的哲學定義看，追求自然的田園詩人陶淵明顯然在極端的意義上塑造了“內圣”的典范，敢罵皇帝的清官海瑞顯然在極端的意義上樹立了“外王”的榜樣。因此，為之立傳，顯示了李錦全對“思想史與哲學史的區別和聯系”這一論題的創新。

“博而后約，雜中求�！�

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史學家杜國庠在與青年們談治學經驗時，特別主張“博而后約”。李錦全在此基礎上補充了“雜中求�！�。他告訴記者，“雜中求�！笨赡苁亲约憾抛�出來的一個詞匯，不過這是他自己的實情，“因為說到學問，我確實有點‘雜’，談不上專�！�

李錦全確實有著許多出人意料的“雜家行為”。在1960年轉入哲學系工作后的20多年里，他一直參加廣東歷史學會的活動，并且一度擔任過副會長；1999年出版了存詩682首的 《思空齋詩草》，現在還在填寫古體詩詞；發表過《讀東坡詞記蘇軾的人生旨趣》、《試論龔自珍思想矛盾的兩重性——讀龔定庵詩詞兼論其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的地位》等與小說、詩詞密切相關的著論……或許“貫通文史哲，鑄成一家言”是李錦全一生治學的特色。

在李錦全看來，“雜而博”，將使人擁有拓展的巨大空間；然后“專而約”，將使人進入深化的專業境界。他還要求學生們“博而后約”。譬如，李錦全有一名“雜而博”的博士生，本科階段學的是理科，碩士階段學的是信息情報專業。針對這一特點，李錦全指導他做了以《易玄合論》為題的博士論文，亦即使該學生利用自身跨學科、跨專業的知識優勢，啃下了一般純粹文科出身的人不敢碰的揚雄的 《太玄》一書，可謂“專而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