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7月26日，楊西光（左二）在光明日報三樓會議室接待圭亞那新聞團。

　　1978年楊西光（左二）在吉林延邊參觀朝鮮族家庭。

　　1978年7月楊西光到吉林了解情況。

　　圖片均為光明圖片

　　我和楊西光同志是在中央黨校相識的。1977年3月，粉碎“四人幫”不到一年，黨中央決定恢復中央黨校，華國鋒同志任校長，胡耀邦同志任副校長。當年10月9日，中央黨校隆重舉行復校后的第一期開學典禮。楊西光同志作為上海地區的省部級領導，參加了中央黨校一部學習。我當時在上海市“五七”干校，作為上海地區選派的理論班學員，參加了中央黨校三部的學習。當時中央黨校襲用了原來的組織機制，所謂一部，就是省部級干部班，二部是廳局級干部班，三部是理論干部班。因為楊西光和我都是上海地區學員，所以就相互見面相識，后來慢慢熟悉了。我們一起在中央黨校大禮堂參加了開學典禮，還拍了一張千余人的開學典禮集體照，照片約有一米長，照片上的很多中央領導同志如今已故，我至今珍藏著。

　　楊西光同志那年已經62歲，我知道他經歷十分豐富，從福建省委宣傳部長的崗位上調入上海，到復旦大學任黨委書記，“文革”前一年出任上海市委候補書記，可謂資歷很老的省部級領導。而我才30歲。他十分親和，沒有架子，經常把我和理論班的另外兩名上海學員叫去，到他的房間里，倒杯茶聊天。一部學員的房間比我們三部學員的房間大一些，但他的房間看上去仍然很擠，桌上、床上全是書，除了中央黨校的大字本教材外，他自己還備了很多很厚的書，有的是工具書。他關心的話題很多，談得最多的是中央黨校《理論動態》發表的一些文章，我發現，他對每篇《理論動態》文章都非常認真地研讀過。有時他會很自豪地說起文章中某個觀點他與胡耀邦同志還曾討論過，胡耀邦同志吸納了他的意見。現在回憶起來，我覺得楊西光同志雖然在“文革”十年中受到迫害，但思想依然十分敏銳清醒。他非常愿意傾聽我們年輕人的意見，并且會不時地插話、提問。“文革”十年，很多思想理論問題被“四人幫”顛倒了，搞亂了，很多人都弄不清楚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即使明白人也懾于“文革”陰影常心有余悸，不敢闡明。胡耀邦同志為了使學員在學習討論中解放思想，消除顧慮，在不同場合反復強調，在中央黨校實行“四不主義”，即“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裝袋子”，這“不裝袋子”也是胡耀邦同志的發明，學員不必擔心因言招禍，被裝進學員檔案袋。

　　楊西光同志對一些思想理論問題很感興趣，常常問我們怎么看。甚至還會問到，其他省市的學員怎么看。他說，其他省市與上海情況不一樣，所以想法也會不同，了解了各省市學員的不同想法，這有助于了解國情。我至今還記得，他問我們，“四人幫”形“左”實右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面？要我們羅列一下。我們幾個上海學員當時沒有準備，便你一言我一語地湊了幾條，他要我回去準備一下，把三部理論班學員的討論情況匯總后送他一份。我回去后很認真地歸納了各種觀點，整理好一份材料，晚飯后又匆匆送到他房間里，他很高興。

　　1977年2月7日，當時的“兩報一刊”發表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此文指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兩個凡是”出臺不久，鄧小平同志就在黨內公開批評它不對，不符合馬克思主義，不符合毛澤東思想。他鄭重提出，毛澤東思想是一個科學體系，要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實事求是。

　　當時的中央黨校，可謂是中國撥亂反正的前沿。胡耀邦同志時任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長，他思想解放，一身正氣，在學校里威信很高。我有幸聆聽過他多次講話。他的報告形象生動，講到精彩處還在臺上來回走動，有時會情不自禁地輔以身體語言。我印象十分深刻地記得，他說，馬克思坐過飛機嗎？恩格斯看過電視嗎？列寧、斯大林穿過“的確良”嗎？他邊講邊用手指捏了捏自己穿的短袖“的確良”襯衫。中心意思就是一條，時代變化了，不能照搬條條，搞“兩個凡是”。

　　中央黨校的《理論動態》創刊于1977年7月15日，5天出一期，每期都由胡耀邦同志親自定稿。創刊初期，《理論動態》發表了一系列撥亂反正的好文章，我們近水樓臺先得月，是最先的讀者，也是思想理論上撥亂反正的最先受益者。楊西光同志后來到《光明日報》任總編輯，有大無畏的政治勇氣，組織修改和決策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引發了全國范圍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對于恢復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發揮了重要作用。這與他在中央黨校參加學習的這段經歷是分不開的。

　　楊西光同志是1978年3月被任命《光明日報》總編輯的，那時他在中央黨校的學業尚未結束。他雖然身體很弱，但精神振奮，在報社和中央黨校穿梭往來，工作學習兩頭兼顧，十分繁忙。4月30日，一部學員正式結業，他趕來參加了結業典禮。我怕日后會面機會更少，會前特意趕到他座位前與他握手問候，他高興地問了我們理論班的學習情況。我告訴他：“我們要到年底結業，今天是列席一部的結業典禮。”

　　在這次結業典禮上，胡耀邦同志作了非常生動的主題報告，我翻出了塵壓發黃的當年的筆記本，雖已時隔37年，至今讀來仍覺得十分親切、動情。胡耀邦同志對結業后即將奔赴工作崗位的600多位一部、二部學員語重心長地說：“你們回到工作崗位后，一定要用一切方法，千方百計，把思想、理論、路線、作風是非扭過來，扭這個是非是個大問題，今年下半年，明年一年，就是扭這個是非！”

　　11天后，《光明日報》刊登了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振聾發聵（今天的人們可能不會理解當年的感受），《光明日報》也因此在我們黨和國家的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正如何東平總編輯在紀念楊西光同志誕辰一百周年座談會上所說：“這是《光明日報》歷史上有重大影響的標志性事件，也是楊西光同志一生中最大的亮點。”我覺得，這篇文章的誕生不是偶然的，是這一社會變革時期的歷史產物，是落實胡耀邦同志“一定要把思想、理論是非扭過來”要求的具體體現，是楊西光同志在中央黨校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的學習成果。回憶這段歷史，既寄托了對楊西光同志的崇敬和懷念，也希望能對《光明日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誕生背景作一個側面補充。

　　（作者系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原主任。本文同日在《解放日報》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