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孝通的治學特色

真正的學術是有用的知識

在中國學術界，費孝通是一位有著自己鮮明學術特色的學者。費孝通治學的鮮明特色是“學以致用”。早在從事社會學初期，針對當時學術界存在的“為研究而研究”的傾向，他說：“‘學術尊嚴’我是不從的。我所知道的是‘真正的學術’，是‘有用的知識’，學術可以做裝飾品（亦是功能），亦可以做食糧的。”在后來的多次著述中，他都指出學者不能為研究而研究，這種做法在中國社會科學研究中是要不得的，因為從方法論上講，“為研究而研究”是一種受興趣驅動的活動，為研究而研究的人，一旦興趣不同，就可以為不研究而不研究了。

20世紀80年代，他又以類似的語言批評了那種流行于西方人類學界的以人類學來消磨時間或表現才能的研究取向。在他看來學術研究的價值在于“用得到的知識來推動中國的進步”，否則它無異于游戲和玩麻將。“志在富民”是費孝通學術生涯的內在動力。

1983年，在江蘇省組織小城鎮問題研究時，他對課題組的同志說：“一定要堅持研究在先，政策在后，研究者不能供給正確詳盡的事實，是研究者的不能盡責。”在他看來，學者就是要為政策制定者提供扎實的理論和事實。

從實求知

1979年，在中央領導同志的支持下，費孝通領銜在中國恢復社會學。社會學恢復初期，費孝通就明確提出中國社會學的發展路徑：“我們建設社會學的方針，正如喬木（指胡喬木，筆者注）同志所講的，有三條：一是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這是我們的理論基礎和方向；二是結合中國實際，這就是說要有我們自己的內容；三是為現代化服務，這是我們建設社會學的宗旨。”作為中國社會學的領頭人，費孝通把為現代化服務作為社會學建設的宗旨。像中國的改革開放一樣，社會學在過去的36年有了巨大的發展，與時俱進，參與了許多重大決策研究，發展出若干新的學科分支，拓展出若干研究領域，孕育出若干重大理論和思想，培養出若干在發展領域具有很大影響的學者。實踐證明，社會學只有貼近中國的社會發展，為中國的現代化服務才有前途。

20世紀末，回顧自己幾十年來走過的路程，費孝通認為自己在中國開創了一種新的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即用實證方法、通過研究者和研究對象的直接接觸中吸取研究材料，進行分析研究取得理解，進而按照自己的認識想方設法去提高各民族人民對于自己發展道路的理解。這包括他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覺”的思想。他在2002年寫道：“我在提出‘文化自覺’時，并非從東西文化的比較中，看到了中國文化有什么危機，而是在對少數民族地區的實地研究中首先接觸到了這個問題。”中國社會的出路根植于中國的歷史、文化和現實，費孝通找到了探索這條出路的方法，那就是實地調研。

博采眾議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有幸在費孝通指導下攻讀社會學。那時，在我們學習和研究的小圈子里有一個慣例就是，費孝通每寫一篇文章都要拿到北京大學，在有關研究人員和學生中傳閱、學習、研討，大家可以提出意見。有時，費孝通不顧年邁，親自到北大與研究人員和學生一起座談、討論。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寫的《人的研究在中國：缺席的對話》一文，是對他倫敦經濟學院的老同學利奇（Sir Edmund Leach）博士寫的《社會人類學》（Social Anthropology, 1982）的回應。在《人的研究在中國：缺席的對話》中，針對不同環境下文化的差異，針對當時世界文化在現實和學術領域的沖突，費孝通提出，“我們不僅能容忍而且能夠相互欣賞”，“我們不妨各美其美，還可以美人之美”。我們應以這樣的態度對待不同的文化。這是他給我印象最深、對我影響最大的思想之一。這個思想是費孝通從人類學角度考慮人類不同文化的和平相處、文化之間的平等問題。

學而思、思而學

1992年春，我隨費孝通到山東曲阜，訪問了三孔——孔林、孔廟和孔府。我清楚地記得，那天，他在孔廟坐了很久。我看得出，他當時是思緒萬千。回到北京后，他在北京大學社會學10周年紀念會上發表講話，談了訪問孔林時的思考和感想，后來形成了著名的《孔林片思》。在這篇文章中，費孝通認識到，海灣戰爭之后人們已經注意到戰爭造成了環境污染，認識到了人與地球的關系，這是生態問題。地球上是否能夠還能養活這么多人，現在已經成了大家不能不關心的問題了。這是人與地球的生態關系，但最終還是要牽連到人與人的關系上來，反映在人與人之間怎樣相處、國與國之間怎樣相處的問題，這才是第一位的問題。這個問題現在還沒有很好地提出來研究，看來人類在這個問題上還沒有足夠的覺醒。這時，費孝通已經從對文化的思考進入對整個社會發展的思考，從社會發展這個更廣泛的視角透視中國乃至全球發展，考慮環境公平和社會公平問題。

緊緊追趕時代的步伐

作為一個成功的社會學家和思想家，費孝通從不脫離社會經濟發展的大背景考慮問題，而是緊緊追趕時代步伐，與時俱進，不斷探索。

20世紀80年代初期，鄧小平提出了中國現代化分“三步走”的戰略思想。到20世紀90年代初，我國人民已經基本解決溫飽問題，開始向小康社會邁進。在這樣的大社會背景下，費孝通在《孔林片思》中把他的文化思想進一步深化，提出了小康之后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變化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人與人的關系的變化，進而涉及人與人之間怎么相處的問題。他把這種相處稱為人的心態關系。他說：“我們常說共存共榮，共存是生態，共榮是心態。共存不一定共榮，因為共存固然是共榮的條件，但不等于共榮。”

1993年7月他在印度新德里參加“英迪拉· 甘地國際學術討論會”。在會上他發表了《對“美好社會”的思考》的演講，將其以往文化平等、環境公平和社會公平思想升華，形成美好社會的思想：“20世紀最后10多年所發生的這些新事物值得我們深入地進行理解，其中是否得出一種看法，人類大小各種群體是可以各自保持其價值體系而和其他群體建立平等互利的經濟和政治關系，只要大家不采取唯我獨美的本位中心主義，而容忍不同價值信念的并存不悖。”政治平等、經濟公平、社會公平、文化公平和環境公平等思想在這里得到更進一步升華，成為他的美好社會思想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