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清代俄國人的‘中國觀’”負責人、南開大學教授

俄羅斯漢學經歷了帝俄、蘇聯和當代俄羅斯三個時期，學者輩出，成果豐厚，形成了鮮明的學術特征，與東亞漢字文化圈漢學以及歐美漢學鼎足而三，共同構成了蔚為壯觀的世界漢學版圖。

帝俄漢學：補白與超越

補白與超越是帝俄時期俄國漢學的顯著特征之一。中國自康雍朝起實施禁教政策，歐洲傳教士東來受阻，漢語學習條件受到限制。而俄國則從1715年起向中國派出了東正教傳教團，擁有了學習中華語言的基地。至18世紀誕生時起，俄羅斯漢學便具有獨特的使命和追求。俄國漢學家善于發現歐洲漢學的薄弱環節，利用他們的語言優勢和東正教駐北京傳教團這一得天獨厚的條件，向歐洲學術界提供了前所未知的中國知識，形成了自己的傳統和特色，提高了俄國漢學在西方的聲望。

相較歐洲傳教士長期注重翻譯闡釋儒家典籍以及更重視對中原王朝歷史的研究，俄國漢學奠基人比丘林則于19世紀上半期利用漢文典籍的豐富記載，完成了對《西藏志》、《蒙古紀事》、《西藏青海史》等一系列地區性綜合研究，為歐洲學術界奉獻了有關中國西北邊疆史地研究的珍貴著作。19世紀下半期，王西里在比丘林的基礎上重點研究了中國東北邊疆地區的歷史和地理，先后翻譯了《寧古塔紀略》、《盛京通志》等文獻，著有《元明兩朝關于滿族人的資料》、《10至13世紀中亞東部的歷史和古跡》等著作。巴拉第則專注于蒙元早期歷史研究，翻譯了《元朝秘史》、《長春真人西游記》和《皇元圣武親征錄》。至19世紀末，俄國人在中國邊疆史地領域的研究成就已在歐洲處于領先地位。

當然，俄國漢學家的補白和超越不僅限于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在中國文學、語言等領域也有出色表現。王西里的《中國文學史綱要》是世界上第一部中國文學史專論；巴拉第的《漢俄合璧韻編》在學術性和專業性方面均超越了翟理斯和顧賽芬的詞典，為俄國乃至歐洲漢學人才培養和漢學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雜哈勞的《滿俄大詞典》以其豐富的詞匯和精準的釋義至今仍然受到學界推崇。

蘇俄漢學：成就輝煌

經歷了1917年十月革命洗禮的俄國知識分子，在摧毀舊制度的同時，也重新塑造了俄國的人文社會科學。漢學家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改造蘇俄漢學的研究思想，調整了研究對象、理論和方法，建設全新的蘇聯漢學。而實現從俄國舊漢學到蘇聯新漢學轉變的使命，歷史地落到了一位天才的年輕學者身上，他就是被郭沫若呼作“阿翰林”的阿理克院士。阿理克在漢學諸多領域均有不凡建樹，在中國古典文學和民間文化研究領域成就尤為突出，還為蘇聯培養了大批漢學的中堅力量。阿理克學派研究對象主要以中國傳統文化為主，研究方法借鑒其他學科，特別是沙畹等法國漢學家開創的微觀研究方法，強調漢語修養，重視文本翻譯與研究。時至今日，圣彼得堡的漢學家們依然保持著這些優良傳統，與以當代中國研究為主的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形成鮮明對照。

蘇聯漢學成就輝煌，發展帶有明顯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特征�！按蟆笔翘K聯漢學的第一個特點。蘇聯時期建立了眾多中國研究中心和人才培養基地，如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東方學研究所、圣彼得堡大學東方系和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等，機構設置完備，研究人員眾多，研究實力雄厚。第二個特點是“全”，即在漢學分科之后的所有中國研究領域內，都有蘇聯漢學家的探索，幾乎找不到沒有涉足的中國研究領域。第三個特點是“專”，即所有漢學家都受過良好的漢學教育和學術訓練，大多窮其畢生精力在某一領域或對某一問題進行長期而深入的研究。除了一些對華論戰的文章和書籍外，多數著作顯示了扎實的知識功底和成熟的研究方法。甚至出現了幾個漢學世家，幾代人都選擇中國研究作為終身職業。第四個特點是社會影響較大。蘇聯時期漢學家們的研究成果一般都有機會出版，發行量也比較大，尤其是中國的文學作品譯本，印數一般都在萬冊以上，加之圖書價格便宜，蘇聯讀者更易讀到本國漢學家的作品。當然，由于蘇聯漢學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主導傾向，在國際漢學界自成一體，與西方漢學互動和交流不足，致使其學術影響受到局限。

當代俄羅斯漢學：亟待振興

蘇聯解體以及由此引發的社會動蕩和經濟凋敝嚴重打擊了包括漢學在內的所有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蘇聯解體后出版的《中國精神文化大典》及其他為數不多的有影響的漢學著作，作者群體主要以蘇聯時期培養的中老年漢學家為主。這些著作更像蘇聯時期漢學遺產的總結。俄羅斯高等經濟學院國際政治專業主任盧金認為，受到學界贊譽的《中國精神文化大典》不過是“立在俄羅斯漢學墓前的一塊華麗的墓碑”，宣告了俄羅斯漢學往昔輝煌的終結。

國家投入嚴重不足是俄羅斯漢學面臨危機的主要原因。2011年，《中國精神文化大典》獲得俄羅斯聯邦國家獎，時任總統梅德韋杰夫在頒獎儀式上得知此書由中國國家開發銀行資助出版時，大感意外。其實，俄羅斯近年出版的許多漢學著作都是在得到類似資助后得以問世的。經費短缺也影響了漢學研究機構圖書資料和數據庫的購置，就連規模最大的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也多年無力集中購置中國圖書了。

微薄的收入亦使俄羅斯漢學失去了對青年人的吸引力，致使漢學研究隊伍嚴重流失、萎縮和老化，斷代現象日益嚴重。學術人才管理體制也是造成漢學家梯隊斷代的因素之一。高齡漢學家長期占據編制和崗位，滯緩了人才的新老交替過程。俄羅斯政府也缺乏有效機制充分發揮漢學家和漢學研究機構的咨詢作用，致使他們難以獲得相應科研經費支持。

當今的中俄關系處于歷史上最好時期。政治互信不斷提高，經濟聯系日益緊密，雙邊貿易迅速增長，俄羅斯青年學習漢語熱情空前高漲。與之相伴的，理應是漢學隊伍的壯大、漢學成果產出的增加和研究水平的提高，可實際情況卻正好相反，具有悠久傳統和深厚積淀的俄羅斯漢學研究日顯頹勢，亟待振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