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實求知”：陸學藝的治學法

　　宋國愷

　　學人名片

　　陸學藝（1933年8月——2013年5月） 當代著名社會學家，其學術思想在實踐和理論層面對中國農村改革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社會結構和社會分層方面的學術貢獻，不亞于老一輩學者費孝通。他曾為全國推行包產到戶鼓與呼，開啟了“農村發展理論”研究的先河，他主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把社會群體劃分為十大階層，一度成為研究中國社會轉型的重要參考。主要著作有《社會結構的變遷》、《當代中國社會流動》、《農業發展的黃金時代》等。（宋宇 輯）

　　陸學藝先生是我國著名的社會學家、“三農”問題專家、教育家，其研究始終貫穿于社會學、“三農”問題以及人才培養之中。陸學藝先生對自己一生的概括是：“讀書學習，調查研究，寫文章做學問。”從其科學研究以及人才培養的歷程和經驗看，就是“社會科學研究一定要面向實踐，到實踐中去”。陸學藝將自己的社會科學研究付諸實踐，并恰當地解決了社會科學研究要回答“是什么”、“應該是什么”、“怎么辦”的問題。他的這種“從實求知”的治學方法，不僅是對費孝通先生倡導的理論聯系實際，學以致用的治學精神的一脈相承，也是陸學藝先生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財富。

　　從實踐中發現需要研究的問題

　　陸學藝認為，社會科學相對人文科學更具實踐性、應用性，它直接來源于實踐，回應實踐提出的問題，總結概括實踐的規律，解釋實踐中出現的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理論、方法，從而推動社會進步。而作為社會科學研究的工作者，要從不同的側面、不同的視角，對時代提出的問題作出各自的回答。從實踐中來，回應實踐提出的問題，再回到實踐中去，循環往復、不斷修正，不斷提高。

　　改革開放幾十年來，經濟體制深刻改革，經濟得到了極大發展，經濟結構得到了巨大調整，社會結構也因此而發生了深刻變化。其中重要表現之一是社會階層結構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調整變化。有些階層分化了，有些階層新生了，有些階層社會地位提高了，有些階層社會地位卻下降了，整個社會階層結構呈現出向多元化現代化方向發展的趨勢。原有的“兩個階級一個階層”的理論框架顯然與現實已經嚴重背離了。社會實踐要求，要對這種巨大的社會結構變遷做出新的理論概括，用以正確認識已經變化了的基本國情，并據此制定新的經濟社會政策，從而推動經濟社會健康協調可持續發展。

　　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陸學藝組織課題組成員扎根基層深入群眾進行廣泛的社會調查，歷時三年之久，對8個縣市、2個大型國有企業、1個鄉村社區和1個大學社區調查訪談，完成了11000份問卷和近千份各類人員訪談資料，同時舉辦了三次全國性的關于社會分層的研討會和數十次小型專題研討會，最終完成了關于中國社會分化為十大階層的研究報告。這一研究回應了實踐提出的問題，分析了變化了的基本國情，當時在國內外引起廣泛關注和強烈反響。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體學習時，胡錦濤同志指出，調查研究是我們的謀事之基、成事之道。要加強對社會結構發展變化的調查研究，深入認識和分析階層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人口結構、就業結構、社會組織結構等方面情況的發展變化和發展趨勢，以利于深入認識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的條件下我國社會發展的特點和規律，更好地推進社會建設和管理。

　　陸學藝緊緊抓住時代發展和實踐要求提出的課題，組織課題組奔赴廣東深圳市、四川成都市、大邑縣、福建晉江市、江蘇太倉市、北京懷柔區、浙江寧波市等地，開展實地調查研究，歷時四年完成了《當代中國社會結構》。陸學藝在研究中國社會結構時，曾經抱怨說，我們連什么是社會結構這類的基本概念都沒有弄清楚。陸學藝通過大量的調查研究，從實踐中提煉出了能夠回應中國社會實際、解釋中國社會發展、解答中國社會問題的概念，指出社會結構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占有一定資源、機會的社會成員的組成及其關系格局”。這也符合陸學藝所一貫強調的，“用中國詞、說中國話，說讓人能夠聽懂的話”。

　　從實踐中尋求解決的方案

　　改革開放初期，我們面臨許多要解決的難題，鄧小平同志提出了一個辦法：“摸著石頭過河”。這也適用于社會科學研究。陸學藝認為，社會科學工作者也是“摸著石頭過河”的廣大干部和群眾中的一員，不過社會科學工作者還要多一項任務，要在同群眾過河的實踐中，及時去發現、總結群眾摸石頭的過程和經驗，發現和總結出一些規律性的認識，以利于更快地摸到石頭，解決更多的問題。社會科學工作者還要把這些經驗和規律性認識寫成論著，加以宣傳和推廣，以使更多的干部群眾踩著已摸到的石頭、順著已經開辟的道路向前走去，而所有這些，社會科學工作者必須以各種形式投身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中去，才能有所發現、有所總結、有所成就。

　　1978年夏天，陸學藝根據十多年對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調查研究和思考，發表了《關于加速我國農業發展若干政策問題的建議》一文，提出了12條政策建議，新華社采用并受到了有關領導和部門的重視，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提出了加快農業發展的25條政策。于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在各地農村轟轟烈烈地率先開始了。1979年4月，陸學藝到江蘇、安徽、浙江、上海等地的農村調查，歷時84天，了解了許多農村的情況，尤其是實地調查了當時主政安徽的萬里同志批準的肥西縣山南區實行包產到戶責任制的試點獲得巨大成功的情況，回到北京，撰寫了《包產到戶問題應當重新研究》的文章，這是最早在刊物上公開正面討論包產到戶問題的一篇文章，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1980年，陸學藝到甘肅蘭州市郊、榆中縣、定西、隴西、渭源等區縣農村進行了一個多月的調查，撰寫了《包產到戶的由來與今后的發展》一文。這篇文章因為提出了包產到戶以后怎樣發展這樣一個大家十分關注的重大問題，并且做出實行包產到戶以后不可能再回到農業老一套的形式中去，很可能成為中國農業現代化的一個起點的預測，這在當時全國包產到戶還剛剛興起、爭論還十分激烈的時候，是比較新的見解，也是冒巨大政治風險的見解，所以受到了各方面的關注。陸學藝后來指出，“現在看來，包產到戶后怎樣發展這樣一個重大問題的提出，以及在當時能作出包產到戶將不會回到原來的老一套形式，很可能成為農業現代化的一個起點，發展前途寬廣這樣一個結論，不到社會實踐的第一線去調查研究，不去傾聽干部群眾的呼聲，是不可能想出來的。”陸學藝不僅從實踐中認識理解研究問題，更重要的是從實踐中去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案和辦法。

　　從實踐中回答現實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價值觀念深刻變化。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過程中，新舊沖突、思想矛盾、理論爭論幾乎是貫穿始終的。陸學藝指出，好在我們改革開放一開始就提出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同時以“三個有利于”作為評判某項事物的標準，這對評判重大問題的爭論立下了規矩。

　　1984年我國糧食豐收，第一次出現了賣糧難。緊接著1985年出現了改革后第一次農業大減產。面對農業減產，有人認為這是因為改變了惠農政策，打擊了農民生產積極性的結果；有人認為這是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弄錯了，本來就不該這樣改的；還有的人不承認農業生產出了問題，認為是從超常規增產轉向常規增產；還有人說這是計劃安排的結果，不必過慮。陸學藝先生則敏銳地感到，實際情況并非如此。

　　當時陸學藝在山東陵縣長期蹲點調研，由于他親身經歷了包產到戶、農業大發展的過程，對全局和基層的情況比較熟悉，結合在陵縣的經歷和感受，面對這場爭論，經過實地調查和深入思考，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要報》發表了《農業面臨比較嚴峻的形勢》一文，深刻分析了影響我國農業發展的11個問題，這引起了中央領導的重視。同年6月10日，鄧小平同志在聽取經濟情況匯報時說：“農業上如果有一個曲折，三五年轉不過來……有位專家說，農田基本建設投資少，農業生產水平降低，中國農業將進入新的徘徊時期。這是值得注意的。”陸學藝從實踐中獲得了爭論不清的問題的答案。

　　2004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加強社會建設，但社會建設究竟建設什么？不論是理論界還是實際部門，對此爭論不休。陸學藝在各種田野調查和學術研討會上，經常遇到這樣的問題。陸學藝經過在延慶縣、深圳市、太倉市、晉江市等地的實地調研和深入思考，指出“社會建設就是建設社會現代化”，從而結束了社會建設僅僅是“保障改善民生”，“創新社會管理”，“建立一個能夠駕馭市場、制約權力、遏制社會失序的社會主體”等各種爭論。陸學藝的這個觀點，是從我國生動的實踐中獲得的認識。正如他所指出的，“在大樓里爭論不清的問題，到實踐中去能夠得到答案。”

　　陸學藝曾經指出：“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正遇上我們偉大祖國經濟社會發生歷史性變遷的時期……這些轉變發生在擁有10多億人口的大國之中，其規模之宏大，形式之多樣，波瀾壯闊，跌宕起伏，崎嶇艱難，錯綜復雜，這是難逢的歷史機遇。不僅我國的前代學人沒有遇到過，就是歐美工業化國家的學者也沒有遇到過，他們只經歷了工業化過程中的某個階段，而我們這一代人卻經歷了我們國家工業化的前期、初期，直到現在中期階段的整個社會變遷的歷史過程。這樣的時代，是應該出大學問、大學問家的時代。”這正是陸學藝寄予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期望，也就是：做社會科學研究，要面向實踐，服務實踐。（作者為北京工業大學副教授、社會工作系主任。秦天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