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進入服務經濟時代了嗎？所謂服務經濟時代，是與工業經濟時代相對應的，指服務業在整個經濟體系占據主導地位的經濟時代。這種主導地位可通過兩方面指標來衡量：一是服務業增加值占全社會GDP的比重；二是服務業所實現的就業量在全社會就業量中的比重。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服務業增加值占發達國家GDP的比重已經超過70%，服務業就業人員占發達國家就業人數的比重基本在60%—75%。2013年中國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46.1％，首次超過第二產業成為第一大產業，2014年的比重達48.2%。從就業角度看，2013年我國第三產業就業人數占比為38.5%，也超過第二產業就業水平（30.1%）。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國已告別工業經濟時代而進入了以服務業為主導的服務經濟時代。

在今后相對較長的時期內，我國經濟仍將處在以工業經濟為主導的工業化中后期階段，仍然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工業特別是制造業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國際競爭力提升方面作用仍將是第一位的。今年3月底，國務院部署加快推進實施《中國制造2025》規劃以實現制造業升級，這正是抓住了創新驅動的“牛鼻子”。

首先，我國尚未完成工業化發展的歷史任務。在當今時代，現代化是每個國家追求的目標，而完成工業化則是實現現代化的基本前提條件。眾所周知，我國是在工業基礎較為薄弱的條件下開始工業化進程的，走的是一條“擠壓式”、“血拼式”的發展路徑。在這一過程中，積累了大量經濟、社會和環境方面的問題亟待解決。解決這些問題不可能主要靠服務業，還必須依靠制造業的進一步發展和提升。

其次，強大的工業制造業是我國實施創新驅動戰略的堅實產業基礎。實施創新驅動戰略，是“十三五”乃至較長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產業轉型升級的必然要求和基本條件。高度發達的制造業體系是一個國家技術創新的根本基礎和源泉。加里·皮薩諾和威利·史在《制造繁榮：美國為什么需要制造業繁榮》一書中，對制造業與研發創新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研究。他們認為，在價值鏈上的制造和研發看起來像微笑曲線獨立的兩個環節，但在創新鏈上，制造和研發很多時候相輔相成，在很多產業中二者密不可分，制造本身就是創新過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他們還指出，如果將制造環節過度外包，引起的產業鏈外移，最終可能導致創新鏈的遷移，從而削弱一個國家的創新能力。長期以來，我國技術創新能力特別是自主創新能力嚴重不足，其中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是，制造業發展基礎和水平相對較低，產業鏈與創新鏈沒有實現有效耦合與協同互動。我國創新驅動戰略的實施，必須建立在制造業高度發展和競爭力不斷提升基礎之上。在皮薩諾和史看來，即使像美國這樣創新水平極高的國家，制造業的衰弱也會在長期內侵蝕其創新能力，進而引起美國國力的衰弱。對我國這樣技術創新能力相對薄弱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更無理由不壯大提升制造業。2013年，我國共投入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11846.6億元，R&D經費投入強度（R&D經費占當年GDP比重）為2.08%，占比首次超過2%，2014年增加到2.1%。但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相比，依然存在較大差距。2012年，美國國內R&D經費支出超過4151億美元，其投入強度為2.77%，兩項指標均遠高于我國。

再次，只有促進工業制造業與服務業協同發展，才能提升產業體系的整體競爭力。一個國家的經濟和產業體系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的轉變，是這個體系結構高度化和優化的整體演變過程，不可能將制造業與服務業截然分開。產業體系中的制造業與服務業之間，以及兩大產業內部各具體產業之間，都存在著共生的聯系，由此使產業系統構成一個不斷演變的網絡。

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再工業化，也并非是服務經濟重新退化為工業經濟，而是在現有服務經濟基礎上，重新發展可以為高度發達的服務經濟發揮作用的先進制造經濟，以此提高整個國家產業體系的創新能力和生產率水平。對我國來說，也不應簡單地根據工業或制造業占GDP的比重或就業水平，簡單地判斷是工業經濟還是服務經濟，而應該基于產業體系的協同耦合要求，打造產業體系或產業網絡的整體競爭力，尤其要促進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的互動、協同發展，注重以制造業的升級促進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又以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提升制造業的競爭力。

最后，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發達國家的反思及其實踐表明，制造業對于服務經濟依然非常重要。瓦克拉夫·斯米爾在《美國制造：國家繁榮為什么離不開制造業》一書中，通過對美國制造業發展歷史與美國崛起及衰退關系的考察，揭示了制造業對國家興衰的重要影響。當前美國、英國、法國紛紛提出要重新回歸制造業。2010年，奧巴馬簽署《制造業促進法案》，以進一步鞏固制造業作為美國經濟復蘇關鍵動力的地位。英國自2008年開始，多次發布關于促進制造業發展的戰略報告。法國總統奧朗德設立了生產振興部，以重振法國工業，刺激法國經濟增長。德國于2011年提出的“工業4.0”概念，旨在以智能制造為主導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推動制造業向智能化轉型，推動經濟的長期增長。這些重大舉措都是對長期形成的制造業與服務業扭曲關系的調整。向進一步發展壯大制造業的回歸，成為搶占新一輪國際產業競爭制高點的戰略選擇。

當今擺在世界各國經濟、技術發展面前的一個重大現實是，孕育中的新一輪產業革命，正在引致全球產業結構和競爭格局的深刻變革。其中的一個基本趨勢是，以互聯網、新一代信息技術、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等為代表的新技術，在工業制造和服務業中正得到越來越廣泛的應用，并對生產方式、產業組織、商業模式等帶來深刻變革。這場新的產業革命發生的產業基礎，依然是用先進信息技術等支撐的制造業，先進信息技術應用的重點在先進制造業，包括對傳統制造業的升級改造和新興制造業產業的興起。其在服務業應用的一個重要領域，就是對生產性服務業的提升。生產性服務業建立在服務業發展的基礎上，進而成為連接產業鏈重要環節的中間服務和制高點。唯有建成強大的制造業產業鏈體系，才能引領新產業革命的潮流，對于制造業大而不強、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我國更是如此。

發達國家再工業化戰略，與我國產業特別是制造業走向中高端的結構調整，形成直接的競爭，并對我國長期依賴低成本優勢的發展模式構成現實的挑戰。我國穩增長、促就業、大力推進新型城鎮化等的艱巨任務，也要求構建強大的有競爭力的工業制造業體系。在現實挑戰和壓力面前，我國產業發展的基本取向不是發展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經濟，而是扎扎實實地改造制造業，加快從價值鏈低端向中高端的躍升。只有實現制造業的轉型升級和快速發展，才能誘發對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的巨大市場需求，才有服務業的持續健康發展。這也是一個自然發展過程。即將到來的“十三五”時期是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我國必須緊緊抓住新產業革命和全球產業深刻變革的歷史機遇，加快推動工業化與信息化深度融合，真正走出一條前無古人的新型工業化道路。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產業革命的發展動向、影響與中國的應對戰略研究”（13﹠ZD157）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