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現代交通和信息的日益發達，不同文明之間的交往日趨緊密。不同文明在思想意識、價值觀念、情感表達以及行為習慣等方面都不盡相同。當不同文明之間交往越來越密切時，這些不同就可能導致感情上的不適、反感甚至嫌惡。二戰給人帶來的沉痛教訓是：不同文明之間的感情不適和對抗無論多大，都不能采取外部沖突的形式，而必須在和平的狀態中進行對話。但是，文明對話應該采取什么方式呢？

　　每一種文明都自成體系且獨立自存。當兩種文明發生關系時，它們各自的擴張勢頭并不對等，而是有強勢和弱勢之分。強勢文明指的是對話中的一方在話語權上顯得更有力量，不但在本文明內顯得自信，而且能夠在對方引起較大程度的回應。相比之下，弱勢文明缺乏足夠的對話抗衡能力，在對話時常常被動。在對話的過程中，對于強勢文明來說，簡單的做法就是鼓勵弱勢文明放棄自身，進行文明轉型，走向與強勢文明一體化。這也就是所謂的“普世價值—文明轉型”模式。強勢文明認為自己所信奉的價值具有絕對優越性，代表了文明的未來走向，因而是普世價值。弱勢文明應該以普世價值為向標，改造自己的文明，實現轉型。事實上，這種文明對話的結果只能是：一方面破壞弱勢文明的內在結構，摧毀其根基，成為強勢文明的附屬；另一方面則掩蓋了強勢文明的視角盲點，引導它走向自我毀滅。這種在普世價值旗幟下的文明轉型，雖然也號稱文明對話，但更多的是教化性的，是強者教化弱者。

　　所謂“文明的視角盲點”，指的是一種文明在用自己的視角看世界時，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一個盲區。每一種文明在歷史發展過程中代代相傳，形成了獨有的性格，而性格的形成主要由以下因素組成：問題意識（或關懷傾向）、道德規范、思想方式、行為習慣等。這些因素通過某種結構結合在一起，規定著文明的存在狀態和發展方向。每一種文明在這種結構中對周圍事物的關注有程度的不同——它越關心的事，就越能調動本文明的各種資源去面對和處理；它越不關心的事，就越容易忽略不顧。那些被完全忽視的對象便是這個文明的盲區。由于它被完全忽視了，因而只要囿于本文明之中，它對本文明的意義便是不可能呈現的。

　　我們可以以中西文明關于“義”的不同解答，來展示文明盲點的存在。在西方文明中，柏拉圖關于“正義”（適宜的生活方式和城邦政治）的討論培養了一種在知識論上的真理情結。在知識論上談論真理首先涉及真理的判斷者，而判斷者只能是個人。人們可能服從于權威而接受權威的意見，并進而給出判斷，但這種做法的結果，在柏拉圖看來，或者受騙于權威，或者跟著權威一起犯錯。因此，每個人都擁有最高的判斷權。這個最高判斷權在認識論上最終引申出近代的主體理性主義；在倫理道德上導出個人主義；在政治上則追求個人權利。在中國思想史上，孟子提出性善論。他認為，只要一個人把內在于本性中的善發揚出來，并遵循而行，就是適宜的。孟子的這個學說，在認識論上，要求人不斷體會并把握內在于自己的天命之性，即使是涉及外在世界的認識，也是為了幫助認識自己的天命之性；在倫理道德上，它要求培養個人的群體意識，因為個人的天命之性本身就包含了人與人、人與物之間的和諧關系；在政治上，它強調仁政，強調從群體關系出發對個人進行定位，強調個人的責任意識而非個人的權利等。在這兩種文明視角中，西方人看到并重視的，中國人可能覺得不重要，熟視無睹；而中國人的關注點，西方人卻不以為然，視而不見。

　　充分注意文明的視角盲點，是文明對話的關鍵。在普世價值—文明轉型這種模式中，強勢文明只看到弱勢文明的缺陷，卻對自己的視角盲點渾然不覺。這樣，在要求弱勢文明轉型的過程中，不但破壞弱勢文明的現有結構，同時還把自身的視角盲點嫁接在弱勢文明之中。于是，強勢文明雖然得到擴張，但并沒有消解自身盲點；弱勢文明雖然轉型，卻完全破壞了自身。因此，我們必須反對這種文明對話模式，而應當尋找一種在對話中能夠彼此相互顯示對方盲點的對話模式。

　　在這里，我們提出一種新型的文明對話模式，即“核心價值—文明自覺”模式。“核心價值”指的是一種文明在生存上的主導性關懷和訴求、固有的思想方式以及獨特的倫理道德規范和行為習慣模式等。不同文明必然擁有獨自的核心價值，比如，它對自身的生存和發展的關心高于對其他文明的關心。這種核心價值常常表現為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在現實生活中，一旦傷害本文明的核心價值，人們就會直接感受到自己的生存和感情受到傷害。而且，任何價值都只能是有益于本文明的生存，因而核心價值不可能成為普世價值。即使不同文明在形式上擁有相同的價值，考慮到它們在生存上依附于各自的文明，它們也不可能跨越文明的邊界而成為普世價值。比如，不同文明都擁有愛國主義這個價值，顯然，這個價值不是普世的，而是彼此獨立甚至是對立的。在核心價值—文明自覺這種對話模式中，我們不要求文明轉型，而是促進通過文明對話來顯示對方的文明盲點，從而能夠讓各自看到自己的缺陷，進而努力修補完善，提升視角高度，擴大生存空間。

　　在核心價值—文明自覺這種對話模式中，對話中的文明雙方必須營造如下氣氛。首先，雙方必須有基本的相互信任。一般來說，一旦兩種文明之間存在著某種敵視，認為對方的存在直接危害自身的生存，它們之間的對話是不可能的。信任是一種情感紐帶。在信任中，雙方都認為對方是一種無害的存在，從而愿意彼此和平相處。即使對方有一些在此方看來不合適的表現，在信任中，彼此可以很容易相互理解并諒解。沒有信任情感作為連接雙方的紐帶，小小的意外都可能釀成沖突，根本無法進行對話。當然，建立信任是雙方的事。不過，強勢文明的善意表達以及小事忍讓乃是跟弱勢文明建立信任情感的開始。

　　其次，文明對話必須在相互尊重中進行。一般來說，在強勢文明和弱勢文明的交往中，弱勢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向往強勢文明。也就是說，弱勢文明對強勢文明有基本的尊重，并希望通過對話來學習并了解強勢文明，以提升自己的文明高度。然而，強勢文明在這種關系中常常看不起弱勢文明，因而不會自然而然地對后者產生尊重情感。缺乏尊重情感，就不可能向對方學習，從而也就無法進行平等對話。實際上，對于強勢文明來說，它們更樂于把自己的核心價值上升為普世價值，并將之強加給弱勢文明，促使后者進行文明轉型。這是強勢文明擴張的過程。這樣做的結果無法消解強勢文明的視角盲點，并提升自己的視野。因此，培養強勢文明對弱勢文明的尊重，推動強勢文明進入核心價值—文明自覺對話模式，至為關鍵。

　　再次，文明對話的落腳點是互惠。在核心價值—文明自覺對話模式中進行對話，雙方開始暴露自己的視角盲點。這個暴露引導雙方進入一種令人難堪的生存狀態，并進而看到一直被這個視角盲點所遮蔽的各種缺陷。這種難堪是一種動力性的因素，推動文明進行修補工作，從而提升自己的視野，增強自身的生存能力。這是一種互惠的文明對話。相反，在普世價值—文明轉型對話模式中，弱勢文明在對話中喪失自身，成為強勢文明的一部分；而強勢文明則繼續在某種視角盲點中生存，直到這個盲點中的缺陷把文明引向毀滅。這是一種短視的文明對話。

　　普世價值—文明轉型對話模式是過去幾十年來由西方學者所提倡并推動的對話模式。它對當今世界各種政治上的動蕩不安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現在，這種對話模式應該壽終正寢了。取而代之的，應當是核心價值—文明自覺對話模式——在互信、互尊、互惠中提升自身的視角，增強自身的能力，引導世界諸文明進入一種共存的和諧狀態。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正義概念：從《理想國》到《羅馬書》”負責人、山東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