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尚書》學文獻集成與研究”首席專家、揚州大學教授

每一種文明都延續著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脈，在五千多年文明發展進程中，中華民族創造了博大精深的燦爛文化，我們理應薪火相傳，代代守護，同時也需要與時俱進，不斷創新。為此，應系統梳理傳統文化資源，汲取傳統文化跨越時代的精髓，闡發經學沉積已久的豐富內涵，激活古籍文化基因，以此呼應華夏文化偉大復興的時代訴求。

國學正脈政道合一的經世之學

《尚書》學是整個王朝時代奉為圭臬的大經大道之學，是唯一直接系統闡釋和建構華夏文化基礎的原始觀點、概念、政治、思想的典籍，擁有政統與道統高度融合的獨特經學品格。孔子之前的兩千多年里，道統與政統合二為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既是普天之下的思想導師，也是至高無上的政治領袖；既是政治思想的設計者，也是政治思想的踐行者。《尚書》記錄了他們的言行，是政統與道統“合二為一”鮮活具體的歷史記錄。

盡管在雅斯貝爾斯所謂的軸心時期，堯舜文武所代表的政道合一開始轉向以孔孟老莊所代表的政道兩分；盡管自孔子開始，思想導師不會高居廟堂，政治領袖不再享有圣人稱號；盡管經學產生之后，經學追求目標中既有政統又有道統，但唯有《尚書》與《尚書》之學，是政統與道統融合度最高、帶有鮮明政治色彩的經世藍本與經世之學。

一種文明的諸多元素中，政治文明與時代的關系最為緊密。在歷史的演進中，《尚書》學始終與時代思潮息息相關。《尚書》中圣君賢相的嘉謨善政確立了“先王政治”，形成了“道統觀念”，以德范位的道德訴求直接規約著傳統中國國家治理模式和對君王的道德約束，由此引出千年的“王道”、“霸道”歷史哲學之爭，成為歷代士人對現實政治的價值規范。《尚書》描述的古代圣哲形象成為民族的“人格理想”，確立了民族的價值坐標，塑造了歷代士民的精神世界。科舉時代的《尚書》成為科考重要內容，在民族教育、人才選拔與社會主流意識建構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諸子引《書》證說，孕育了“王道政治”、“道統觀念”；《洪范》相關闡釋中的“庶征”理論直接誘發了兩漢讖緯的盛行；《大禹謨》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心傳與宋明理學的思想建構密切相關；宋代政治文明中倡導的“三代理想”直接源于《尚書》。歷代對《尚書》文本及其觀念持續不斷的多角度詮釋，既保持了《尚書》基本理念和價值觀的相對穩定，顯示了持久的活力，也對《尚書》基本理念和價值觀進行適當的推陳出新，顯示出巨大的思想張力。《尚書》的思想總是直接介入時代的思想的建構，這些思想在今天同樣可以成為民族精神的重要內核，也是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重要支撐。

呼應時代主題的文獻整理理念

縱觀中國歷史，“回歸原典”的運動總是伴隨著時代的激烈變革應運而生。20世紀二三十年代，胡適、顧頡剛等學者倡導了“整理國故運動”。這場運動追求的學術旨趣是“整理國故”而非“追慕國故”，遵循的原則是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顯示出鮮明的科學理性，有力推動了中國傳統學術的現代轉型。當下，隨著重構傳統文化成為時代主題，民族復興成為時代夢想，文獻整理工作不僅應繼承“整理國故運動”的理性精神，更應努力建立一種呼應時代主題的文獻整理模式。

《尚書》學文獻整理的首要任務是將繁復龐雜的文獻合理分類。我們的項目組摒棄了通常文獻集成以朝代為綱的匯輯模式，從《尚書》學與政治文明緊密關系出發，梳理出《尚書》學文獻的理序，確立了相對獨立的五類文獻：傳世文獻中的《尚書》學文獻、傳世文獻中輯錄的《尚書》學文獻、出土文獻類《尚書》學文獻、科舉經筵類《尚書》學文獻、域外《尚書》學文獻。這五類文獻的背后，是《尚書》學作為經世致用之學的總體發展脈絡，是《尚書》學對經士、文人、民眾理念與心態影響的過程及范疇，反映了《尚書》學在中華文明強勢輸出中的關鍵作用。

華夏文明曾經深刻地影響了世界。從六朝開始，《尚書》便已傳播到域外。《尚書》也曾是東南亞地區文化的最重要典籍。然而，當下的異域文化已與華夏文明漸行漸遠，《尚書》的文化價值正在不斷消解。我們要將《尚書》學文獻背后的知識體系和思維方式梳理清楚，理清古代異域文化是如何接受《尚書》并對其進行合理化闡釋進而融入本民族文化之中的，理清當今異域文化又為何疏離《尚書》以及如何促進《尚書》的跨文化傳播。

《尚書》殷鑒思想也是最早的資治思想，與歷史功用思想、實用理性主義相輔相成，使《尚書》學成為歷朝歷代不可撼動的主流學術。由是，歷代詔令奏議、經筵講義、科舉試策中的《尚書》學文獻便成為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獨特圖景，對唐玄宗《以今文繕寫〈尚書〉詔》、明代科舉課讀模板《書傳大全》、清代庫勒納奉敕編撰的《日講書經解義》等文獻的整理，可以清晰認知中國傳統政治文明中的宣教模式、方法與傳統，避免現代以來經學研究中偏重經學史研究的單一路向，為當代思想傳播與宣傳方式提供借鑒。

文化基因的甄別與詮釋

文化基因是規約文化內涵、品位與走向最基本的思想觀念。《尚書》學在文獻集成方面，既要注重全面系統，更要注重保存原貌；在文獻研究方面，既要梳理發展脈絡，更要提煉蘊含其中的影響傳統文化發展趨勢的思想序列與文化因子。

文獻的“真”與“全”，是文獻集成的基本要求，更是文化基因甄別與詮釋的重要基礎。例如，馬融、鄭玄、王肅對于《古文尚書》的注解早已散失，前人雖有輯佚，但經史子集中仍有古訓古注可供尋檢。這些訓注可以校訂前人的古注輯佚，也能反映訓注時代的價值觀、倫理觀、學術思潮和學術流派，對揭示文化基因及其發展變化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歷代很多具有影響的《尚書》學專著早已散佚無傳，但猶可“禮失求諸野”，況且仍有大量片言只語存于時人與后人的引述之中，輯錄宋以來群書中的《尚書》學資料意義尤為重大。歷代又有非《尚書》專家之《尚書》學資料見于各類文獻，如宋代郭忠恕隸古定《尚書》見于《汗簡》，輯佚這些資料大多可與敦煌文獻中《尚書》文字相互參證，校正四庫館臣斥隸古定《尚書》為偽古董的錯誤。

保存狀態的文獻文化因子處于休眠狀態，只有加以研究利用，方能激活文獻中的文化基因。在文獻整理過程中，應堅持“文獻整理”與“文獻研究”同步進行，相互促進。20世紀80年代，“綜合—比較研究”的史學研究方法倡導把文獻學、語言學、考古學、民族學、社會學、人類學諸學科的研究成果與方法融合起來，運用到羅馬早期文明史的研究中去。自此，以古代文獻為基礎，結合當代學術研究成果與理念，實現某種傳統學術的當代突破，成為一種世界性的學術潮流。《尚書》學文獻集成與研究，要最大限度實現跨界學術合作，努力揭示蘊藏其中的傳統文化原始文化基因。

近古者存真，越是古老的典籍，文化基因越為純真。華夏經典以《尚書》最古，《尚書》于華夏文化諸元素之始創性論述也最為豐富。整個王朝時期關于《尚書》的語言詮釋、政治詮釋、歷史詮釋、心理詮釋以及由此形成的諸學理論，與現代學術體制中的政治、經濟、哲學、歷史、法律、天文、地理、文學、藝術等領域研究密切相關。將古代詮釋與現代研究融合延伸，浩博的《尚書》學文獻必將在新時代煥發出更加強大的文化再生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