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當代文學在德國的譯介與研究”負責人、湖南師范大學副教授

德國漢學家顧彬拋出的“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的犀利評判，直至今日還時常被人提及。媒體對此的斷章取義和曲解炒作，更給人一種誤解，認為這一評語代表了德國甚至整個海外漢學界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價值判斷。實際上，此斷語與評判者的真實意圖以及中國當代文學在德國傳播與接受的實際情形相距甚遠。

海外媒介與讀者對于中國當代文學，很多情況下還談不上批判，因為鮮有機會接觸，整體上是比較漠視和無知的狀態，即使在莫言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之后，這依然是無法回避的客觀事實。究竟什么樣的中國故事在海外更受青睞？什么樣的文學譯本可能在海外產生更大影響？以阿城及其作品《棋王》為例，可為我們了解“海外讀者整體上知之甚少”背景下的“中國文學走出去”提供視角、方法與策略參考。中國作家阿城在德國頗受關注與歡迎，與他本人及其作品擁有被德國讀者多樣解讀和不斷詮釋的種種特質密切相關。作為中國對象本身，同時也是中國故事敘述者和中國傳統精神傳播者，或者是以上更多的幾種身份合而為一的文化象征者阿城，其人、其作蘊含著比一般當代作家作品更多的闡釋空間和言說內涵。

阿城既個人化又具代表性的生命經歷與體驗、其小說中超前的現代意識和濃厚的道禪神韻，暗合了歐洲讀者對于現實中國與傳統中國的多重閱讀期待，集中了中國文學作品受到海外漢學褒揚的諸多典型因素。因此，阿城及《棋王》在德國譯介與接受的個案，也就具備了“什么樣的中國故事在海外更有影響”的樣本意義。

傳統技法與現代意識的交融

令人驚訝的是，作為得到德國學者廣泛贊賞的作品，《棋王》恰是一部幾乎沒有任何西方敘事技巧的小說。小說里的中國傳統技法和蘊含其中的現代意識的反差與融合，是《棋王》在海外獲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棋王》描寫了一群下放云南的知青在非常環境中的人生經歷，通過塑造王一生這樣一個愛棋如命、大隱于市的人物形象，完成對于中國傳統文化中特有的鎮定自若、處變不驚的理想精神的追尋。小說蘊含著非常鮮明的中國民間小說傳統，里面的諸多故事情節都可以與其民間來源一一對接。例如王一生向拾荒老人學棋的情節，來源于民間傳說中各種拜師學藝的故事，王一生的象棋大戰，有著歷史演義和英雄傳奇中以一勝多的影子，而他“棋人合一”的至高境界，也是中國傳統文化“天人合一”境界的變體。阿城小說在喚醒中國讀者回歸到久違傳統的同時，也引領德國讀者進入一個與西方小說完全迥異的人生情景和審美藝術中，其傳奇色彩引發了他們對于傳統中國文化的驚嘆與神往。盡管處處流露著民間傳奇的痕跡，《棋王》卻并沒有被當作傳統小說來解讀，相反，它被認為是一部以現代意識、現代觀念統攝民間題材的小說。德國漢學學者對王一生癡迷于“吃”和“棋”給予了多樣闡釋：有人看重小說對于“文革”時期知青生活物質與精神雙重“饑餓”經驗的真實表述，有人強調小說所展現的人類在困苦中對抗“饑餓”的力量——不同于浮士德進取型人格的“無為”的生存心態，有人發掘了阿城小說不同于其他知青小說的淡泊特質和對日常生活的顛覆性重構。總之，《棋王》激發了西方讀者對于“文革”真實生活和中國式生存哲學的探索，同時又交織著東方智慧與西方精神的共鳴，正是這種探索與共鳴，融通了德國讀者對于傳統中國與現實中國的領悟。

道家精神的跨文化魅力

《棋王》對于海外讀者的最大吸引力在于小說里中國傳統道家精神的文化魅力。在貧苦迷茫的年代，《棋王》中那些年輕鮮活的生命依然生氣勃勃，也善于苦中作樂，蘊含在小說中的無為而為的入定態度和樂觀豁達的精神力量，實在令深陷后現代異化之途的西方人心馳神往。事實上，對中國道家精神的推崇早在“一戰”以后的德國思想界就風靡一時，此后對老莊哲學群賢畢至的壯觀景象又多次重現，尤其在西方自身遭遇深重精神困頓之時，更是熱衷和推崇中國的莊禪智慧，20世紀80年代以來，“道”再次被當作拯救西方精神危機的靈丹妙藥。

值得一提的是，阿城的小說語言呈現的也是道家淡泊超脫的神韻，淺近曉白中蘊含深意。在德國漢學界贊譽頗多、影響頗大的其他中國當代作品，如陸文夫的《美食家》、馮驥才的《神鞭》、鄧友梅的《煙壺》等小說中，我們不難發現類似的語言特征。

由此可見，德國學界和讀者渴望從中國文學中攝取的，正是與日耳曼文化相異的因素，通過對德中文化差異部分的詮釋，獲得一種對于自身文化互補互參的東方途徑。中國文化不僅僅是對象，更是方法。為了解決德國的問題，他們找到中國，或者說，在認識中國的路上，他們發現了解決德國問題的曙光，比如道家思想的處世智慧。這或許才是他們對中國文學和文化保持長久興趣的最大原因。

獨特的人生經歷與精彩的電影推廣

與共和國同齡的阿城，其命運在他同輩作家中極具個人特征，又不乏代表性。《棋王》在德國的成功與作家這種獨特的人生經歷分不開。在馬漢茂、漢雅娜等漢學學者的評論文章中，多次提到阿城的父親、電影評論家鐘惦棐的“右派”背景，阿城的知青身份及其在陜西、內蒙古、云南等地農村下放的輾轉經歷。這些研究一方面可以看作漢學學者對于阿城創作“知人論世”的一種治學方法，另一方面更顯示出海外讀者對新中國成立后重大歷史事件關注與考察的極大興趣。阿城的典型履歷與蘊含其中的中國知識分子集體記憶，勾勒出了中國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諸多社會事件的發展脈絡，研究阿城及其創作，也使德國漢學家獲得了接近他們的研究對象——“中國”的便捷途徑和豐富資源。

阿城在德國及海外的影響，還與陳凱歌電影的推廣關系密切。從阿城及莫言、蘇童等作家在國外被接受的過程看，陳凱歌、張藝謀早年執導的走向國際的電影，為這些小說原作的海外接受提供了重要契機。

通過前面的分析，阿城小說對于中國當代文學在海外被接受的代表性意義至少有三點：一是中國傳統技法中的現代意識，完全不媚外，但又不缺乏現代精神；二是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道家精神的魅力，作品的亮點是中國獨有的東西；三是作品所反映的深廣的中國歷史，以及其他媒介形式如電影的推廣意義。這些分析的目的，絕非提倡迎合海外讀者心態進行創作，事實上，并非所有的優秀作品都適合跨文化譯介與傳播，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希望通過探討“什么樣的中國故事在海外更有影響”，為“中國文學走出去”的文本選擇提供更多的借鑒與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