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認為，民族是一個歷史范疇，人類終將走向民族大融合。我堅信，這是一條終將被歷史證明的真理。民族是一個有生命的、動態的事物，先秦時期中華大地上民族發展的現象表明，由數量眾多、單個人數較少的民族群體向數量漸少而單個人數較多的民族群體發展，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盡管在此過程中經常伴隨血與火的痛苦和罪惡，但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然而，從另一方面來講，如何定義“民族”，又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長期以來，我們用斯大林提出的“四要素”說定義“民族”。用現在的眼光看，“四要素”說雖不十分完善，但仍具有相當的科學性。“四要素”中，對一個堪稱“民族”的人類群體最具本質意義和決定作用的就是“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什么叫作“共同心理素質”？共同的祖先崇拜、共同的歷史記憶、共同的道德俗尚、共同的價值判斷、共同的精神追求等等，一句話，就是從“文化”的角度認同“我者”、辨異“他者”的主要內容。翻開中國古代社會的民族關系史，可以看到漢民族和眾多兄弟民族之間，屬于“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范疇的許多關鍵因素，很早就已經開始發展，這與儒家思想學說在中華大地廣泛傳播有著很大的關系。

　　儒家持“天下觀”看世界，主張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大一統”為基本政治原則，以忠、孝、仁、智、禮、義、信為基本倫理價值判斷。作為先秦時期的一門顯學，加之孔子堅持“有教無類”的主張，儒家學說對民族地區產生了不小的影響。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后，經董仲舒改造過的儒學成為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延續了兩千多年。歷代中原王朝，大都不同程度地崇儒尊孔，儒家文化不僅自身具有相當的強勢，又有中原王朝的大力推動，故而得以在中華大地上廣泛傳播。儒家學說中忠、孝、仁、智、禮、義、信等核心內容具有普遍性，各兄弟民族自身也有同樣的價值判斷，這在不少民族文獻、傳說和民間諺語中均有反映，只不過儒家學說更精煉，更具系統性和理論性。當儒家學說傳入民族地區之后，由于有共同的思想基礎，容易引起共鳴而迅速傳播。認真研究民族關系史方面的典籍就會發現，“大一統”（有時表現為爭“正統”）、忠、孝、仁、智、禮、義、信等在漢代以來逐步成為中華大地各族民眾、特別是各個政權共同認可的文化，成為各民族自身“共同心理素質”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正因如此，當近代帝國主義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時，中華各民族才會有空前強烈的“亡國滅種”（即顧炎武所說的“亡文化”）的危機感，才會有群起奮戰流血抗爭之舉。在這種局面下，接觸了東漸之西學的中國知識精英，按照西方民族國家整合建構國家民族之例，叫響了“中華民族”這個國家民族的名號。應當指出的是：一個事物的得名，一般來說并不在事物發生之始，而在事物發展已具有自身特質形態之后。“中華民族”稱謂雖然是在近代特定歷史背景下才出現的，但“中華民族”這個民族實體早已在漫長的形成過程之中，這個共同體已經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客觀存在，只不過還須經過艱苦努力，才能發展成一個十分成熟的現代民族。

　　斯大林說民族是“資本主義上升時代的歷史范疇”，這對于受中華傳統“天下觀”的影響甚深、沒有經歷過資本主義上升時代且對歐洲歷史不甚了解的多數中國民眾來說，是很不好理解的。他們心目中的“民族”概念大多停留在華夏與“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的傳統“文化民族”（西方稱為“部族民族”，其特征是在本民族傳統文化上相互認同和作出價值判斷，并以此為第一意識）。從概念上來說，他們對于歐洲資產階級民族國家的產生和資產階級民族國家大力建構屬國家層面的現代“政治民族”的歷史是很不了解的。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明確提到“中國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國家”。“民族國家”有什么樣的特質？與傳統國家有哪些不同？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能否建立“民族國家”？如果能建立社會主義的“民族國家”，那么與資產階級“民族國家”有什么不同？“民族國家”的“民族”應當是什么樣的形態？像中國這樣有多個“文化民族”的國家如何達成這種形態？諸如此類的重要理論問題，長期以來在若干復雜的歷史因素影響下，學界沒有進行深入研究。

　　今天，我們遇到的種種復雜民族現象表明，對上述重要的問題，必須進行理論補課。冷戰后的世界形勢發展表明：不論姓“資”姓“社”，“民族國家”都是人類社會發展無法超越的歷史階段，像中國這樣的多民族國家要建成現代國家，都有一個從傳統向現代過渡的漫長歷史過程。在這個歷史過程中，必須對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宣傳等各領域做好全方位的整合工作，其中包括對各民族多元文化進行保護、傳承、弘揚和發展，也包括對在漫長歷史發展中形成的中華各民族共同文化成分進行弘揚和發展，存“異”與論“同”不可偏廢。同時，要著力推動中華各民族文化全面交融，努力打造與時代發展相適應的中華民族大文化。唯如此，民族發展才會越來越好，民族凝聚力才會越來越高，國家綜合實力才會越來越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才能盡快成為現實。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與民族政策的完善創新研究”課題組成員、西南民族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