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浦江先生遺像

　　恩師劉浦江先生離世之后，生前友朋及各家媒體紛紛撰文回憶、評述其生平學術，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多贊譽他為“遼金史巨擘”“遼金史研究第一人”。先生在遼金史領域的杰出貢獻，學界有目共睹。不過，作為受業弟子，在蒙受他言傳身教的日子里，我們深切感受到先生并不滿足于做一個斷代史專家，而是懷有更高的學術追求。先生為此付出的種種努力以及取得的諸多成果，或許在某種程度上被其遼金史研究的光芒所遮蔽，而不那么容易引人矚目，這里謹結合先生的相關學術經歷略加陳述。

　　一、“入于漢學”：精深的文獻功底與通貫的文獻意識

　　先生治學由文獻學入門，可以說，文獻學構成了他學術大廈的基石。先生對文獻的濃厚興趣，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求學期間，便已明顯展露。他曾對我們講過這樣一件趣事：大學二年級時，鄧廣銘先生邀請王利器先生到北大歷史系講授文獻學，劉師將《漢書·藝文志》所著錄典籍的文獻源流通通梳理一過，完成了一份長達20余萬字的課程作業。這篇長稿雖算不上嚴格意義的學術作品，但先生對于文獻學的濃厚興趣，由此可見一斑。

　　大學畢業后，先生曾自稱一度“游離于學術界之外”。但在這四年里他并未蹉跎歲月，而是自發地對作為文史津逮的《四庫全書總目》進行系統、深入研究，并效仿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撰寫了若干文稿，這些積累無疑為此后的學術生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調入北大后，他持續開設“《四庫全書總目》研讀”課程長達二十余年。正是在長期浸淫《四庫全書總目》的過程中，先生逐步確立起一種整體通貫的文獻意識，并將其內化于具體研究之中。

　　先生通貫的文獻意識集中體現在他這樣一段話中：“史料熟不等于文獻熟，史料熟只是局限于某一斷代，而文獻熟則是一種整體的感覺。一旦文獻熟了，上起先秦、下迄明清的史料都可以從容處理。”正是這樣的意識與能力，才使得他能夠在長時段的歷史脈絡中發現問題，并探尋問題背后的深層意義。

　　二、“出于宋學”：全局性的問題意識與深刻的學術關懷

　　先生在《松漠之間》自序中稱：“對于研究課題的選擇，我向來有兩個原則：一是追求重大題材，即關注重要的、關鍵的、核心的問題；二是追求難度系數，偏好難度較大的、前人沒有發現或者未能解決的問題。”正是在這種意識的激發下，他寫出了一系列高水平論文，解決了諸多“既大且難”、關涉全局的學術問題。

　　正統與德運是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核心問題之一，先生對此有過長期的關注與深入的思考。《“五德終始”說之終結——兼論宋代以降傳統政治文化的嬗變》一文，即對德運學說終結的緣由做了通盤的考察，揭示出兩宋時期傳統政治文化的重大轉型，及其對中國古代后期歷史的深遠影響。《德運之爭與遼金王朝的正統性問題》則以遼金兩朝的正統性為線索，系統地剖析了遼金元明清歷代對北族政權的政治定位問題，進而勾勒出近千年來華夷觀念的演變軌跡。又如阻卜與韃靼之謎，是困擾自王國維以來中外學人的一道世紀難題，《再論阻卜與韃靼》通過全面考索遼金元文獻及契丹、女真文字材料，終于破解了這一謎團，為阿爾泰學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即便是遼金史范圍內的具體議題，先生也時時表現出統攝全局的眼光，如《金朝初葉的國都問題——從部族體制向帝制王朝轉型中的特殊政治生態》一文，便是將金初的國都問題置于整個北族王朝政治體制變遷的大背景中進行考察，其研究理路頗具啟發意義。

　　不難看出，先生內心深處的學術旨趣在于關注歷史發展的核心問題與脈絡走向，這種深刻的學術關懷顯然已經超出了一般意義上斷代史研究的范疇，而是在努力探求一種多元的研究路徑和恢弘的學術格局。

　　三、走出遼金：跨斷代的學術氣局與跨學科的研究視野

　　針對當今學界在研究視角與學術格局方面所存在的不足，先生曾感慨，如果僅按照目前通行的專業人才教育模式，大概只能培養出“中規中矩的專家”。有鑒于此，他在學術研究實踐中，力圖突破斷代與學科的藩籬，以期進入一種通達的學術境界。

　　在已發表的成果中，最能體現先生跨斷代氣局的當數圍繞華夷觀念與正統問題的一系列論文。《南北朝的歷史遺產與隋唐時代的正統論》《正統論下的五代史觀》《元明革命的民族主義想象》《“倒錯”的夷夏觀？——乾嘉時代思想史的另一種面相》（待刊）《太平天國史觀的歷史語境解構——兼論國民黨與洪楊、曾胡之間的復雜糾葛》以及上述關于德運問題的兩文，正是這方面的代表作。這些研究直接反映了先生近十年來的主要用力方向，其上起魏晉、下迄民國，所涉時段之長，格局之大，在當前嚴守斷代史楚河漢界的治學模式中，顯得彌足珍貴。

　　先生還嘗試將傳統的歷史學考據與語言學、人類學、考古學多學科的研究方法相結合。其中最為典型的要數他對契丹人名、字問題的研究。在《契丹名、字初釋——文化人類學視野下的父子連名制》《再論契丹人的父子連名制——以近年出土的契丹大小字石刻為中心》兩文中，他充分利用契丹語文材料，并結合民族志資料與文化人類學理論，首度揭示出契丹人父子連名制這一不為人知的特殊民族文化現象，是跨學科民族史研究的典范。此外，《契丹人殉制研究——兼論遼金元“燒飯”之俗》一文，在參合傳世文獻、考古資料的基礎上，引入文化人類學中“割體葬儀”的概念，對北方民族的人殉制度做出了全新的闡釋。

　　先生跨越斷代與學科的研究，絕非憑空而來，而是他通貫性的文獻基礎與全局性的問題意識所產生的自然結果。他經常教導我們，治史者應做到“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并在其最后一次學術演講中精辟地提出“入于漢學，出于宋學”的治學主張。回首先生不足三十載的治學歷程，我們隱隱發現，先生一直在用生命詮釋著這一學術境界。可惜，一切都戛然而止了！就現有成果而言，先生的研究早已躍出遼金史的范疇。不難想象，若天假以年，他必然會開拓出更加宏闊的學術天地。其實，恩師病中就曾談道：“如果我的病能好，今后的研究重心就不想再放在遼金史上面了。”斯言猶在耳……走出遼金史，再看浦江師，或許，我們可以對先生的學術氣局與學術追求有一番新的認識。

　　受業弟子共書

　　二○一五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