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大同：我仍在“從頭越”

本報記者 吳文康/攝

天津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資深教授徐大同先生喜歡“從頭越”三個字�！靶坳P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他說，做學問也一樣，總是要重新開始，從零開始。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園地耕耘

徐大同喜歡京劇，寫過 《我和京劇》、《我所知道的天津京劇票房》等文章。14歲讀初一時，他就報名參加了學校的國劇社（當時京劇被稱為“國劇”），學了不到一年，還未上初二就登臺，唱到20多歲。上大學時受同學、朋友和一位堂兄的影響，思想發生了轉變。1949年初，天津解放后，徐大同放下京劇參加革命，離開天津到華北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的前身）學習和工作。他參與了1950年人大法律系的籌建，又曾向蘇聯專家學習。1950年9月人大開學，20歲出頭的徐大同走上講臺。當時他們六個人教一門課（國家與法的理論），他講授的是“國家”部分，為以后做政治學研究打下了基礎。

徐大同先后在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執教，后因故返回天津。在天津師范大學，他數十年如一日地辛勤工作，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園地勤勉耕耘，又不斷修訂、完善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教材和著作。他告訴記者，隨著研究的深入，他的認識不斷提高，加上后輩學者的成長充實了研究力量，《西方政治思想史》教材得以不斷充實，大約每10年重編一次。從一卷本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到五卷本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再到正在寫作的西方國別政治思想史，一脈相承，未曾中斷，而這正是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在中國發展道路上的一個縮影。

西方政治思想史與中國現實的距離看似遙遠，但徐大同提醒學生，西方政治思想史要為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而研究；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用馬克思主義進行分析和篩選，吸取其中有益的部分。

教師的職責就是教好學生

在國內，眾多政治學學子都是通過徐大同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初窺這門學科的。在學生的眼中，徐大同先生是良師，嚴謹慈愛，辛勤真誠。學生可以到他家，聽他講解新近研究成果，展開討論甚至爭辯。

1979年，天津師范大學設立中外政治思想史方向碩士點。徐大同先生培養的第一個碩士是高建（現為中國政治學會副會長）。1993年，徐大同掛靠吉林大學開始招收博士生，1996年在天津師范大學招收博士生。20世紀80年代，他提出了兩個主張：首先是堅持特色，天津師范大學的政治學學科以政治思想史為研究特色不能丟；再者就是“接氣”，通過培養、挑選和引進人才，形成代代相傳的學術梯隊。

2014年9月，徐大同榮獲“全國模范教師”、“全國高校優秀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兩項榮譽稱號。對于榮譽，他看得平淡。他曾說，“教師的職責就是教好學生，就是要教學問、教做學問、教做人�！苯裉�，徐大同仍然堅持給碩士、博士研究生上課。

從未離開中國政治思想史

近年來，徐大同寫了多篇有關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論文，涉及墨子、先秦法家、孔子的治國之道。但他的研究并未轉向，依然是中國政治思想。不過，他想提醒學生，在研究西方政治思想的同時，不能離開中國傳統，要加強中國政治思想研究。

徐大同告訴記者，在北京大學學習期間，他堅定了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的信念。他曾與其他學者合作撰寫過中國政治思想史著作，且出版時間在西方政治思想史著作之前。此外，他還主持撰寫過一部中西傳統政治文化比較的專著。

近年來，他開始從政治學角度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他告訴記者，一部中國政治思想史，核心是治國之道，研究者必須把握這一根本特點。先秦政治思想史主要就是儒家、法家、墨家和道家，他已經發表了前三家的論文，關于道家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論文也已完成。而后，漢代既繼承了秦朝的制度，又吸取了秦亡的教訓，形成了儒法合流、外儒內法的統治思想。這也是其后兩千余年中國歷代王朝基本的治國之道。

按照研究計劃，徐大同還要研究中國政治思想的變革，即明末清初的政治思想。這是一個想變而未變成的階段，但已有新的萌芽。他感慨道，“由于各種條件并不成熟，顧炎武等人有變革愿望，但與現實脫節，只能是一種想象而無法具體實現�！背錾�于1928年的徐大同，仍在學術征程中“從頭越”著，繼續學習、思考和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