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步入吉林大學考古系學習算起，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嚴志斌已經和考古打交道二十余載了。回顧自己的研究歷程，他用“有苦有樂”四字概括。無論是古代史、古文字還是考古研究，對于從事與“古”相關的研究工作，想獲得新成果必須付出大量心血。所以，學術界有古文字研究屬于 “頭上長草比較苦”的說法。嚴志斌的研究方向是商周考古和古文字學，于他而言卻是“苦”中亦有“樂”，考證出一個字或是解決了研究中的某個問題，都是“最大的犒賞”。

投身古文字學純屬偶然

報考大學時，嚴志斌抱著學考古可以“到處走走”的想法來到與家鄉浙江金華氣候、人文差別較大的東北求學。當時的嚴志斌怎么也不會想到，日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古文字學領域。

嚴志斌投身古文字研究純屬偶然。對商周考古產生濃厚興趣的他原想報考當時吉林大學唯一招收商周考古方向研究生的林沄教授。林教授可以帶東北考古、古文字學、商周考古三個方向的研究生，但那年他只招收古文字方向的學生。嚴志斌因此轉而投身古文字學領域。

開展古文字研究并沒有脫離嚴志斌喜歡的考古領域。在他看來，古文字學、歷史文獻學和考古學有著相當的共性，都屬于泛考古學范疇。“那時有些學校的古文字學也歸類在考古學下，注明古文字方向。后來教育部做了調整，我碩士畢業時拿到的就是歷史文獻學的學位”。

在大背景中進行古文字學研究

嚴志斌說，從本科到博士，三篇學位論文分別代表著他的三個研究階段。在不斷的探索中，嚴志斌慢慢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點。2001年，他的碩士學位論文 《四版 〈金文編〉校補》出版，林教授親自作序，這增強了他繼續研究古文字的信心。2009年，他的博士學位論文《商代青銅器銘文研究》入選全國“百優”。“名義上，這是一篇古文字學論文，但運用了考古學的方法。”正是在撰寫這篇論文的過程中，嚴志斌逐漸探索出了將古文字研究同考古方法相結合的研究路徑。“這也是繼承了碩士導師林沄先生和博士導師劉一曼先生的研究特點。”嚴志斌表示。

如何將古文字材料放到考古背景中進行研究呢？嚴志斌給記者舉了一個例子。出土銅器上的銘文，從文字角度看，可能會關注銘文本身的辨識、通讀。從考古學角度出發，則會將銅器置于整個墓穴、墓地、遺址群或者聚落群中來理解，也就是置于整個歸屬文化的范圍內來理解。嚴志斌認為，把研究視野的長短拉長、左右拉寬，對內容的理解才能夠比較充分。

古文字研究者一般有考古學、歷史學、語言文字學三種學科背景，相應的研究角度也各不相同，有的做字的研究，有的做文化的研究，嚴志斌認為這些并不沖突。“考古學和古文字學研究的很多問題都非常細碎，但研究者心里要有一個譜，要把研究對象放到大的背景中進行考察。能看到樹葉也能看到樹林，這樣才是好的研究”。

學術研究要沉下心、熬得住

“有時候研究就像慢火燉茶一樣。”嚴志斌認為，科研工作沒有八小時內外之分，有時候睡夢中都會想著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甚至會有心力交瘁之感。

研究之路總是充滿艱辛。嚴志斌作的博士論文需要先建數據庫，對古文字字形進行數字化處理，使其成為電腦能夠識別的字符，這項工作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其間，因為技術問題，嚴志斌所造的字符全部丟失，只好一個個重新做。從每天起床到午夜休息，除了三餐，其余時間都在電腦前緊張地工作，這樣的日子曾持續了整整一年。

沒有哪個研究成果是一蹴而就的，也沒有哪種研究方法能夠一次成功。嚴志斌認為，雖然有些研究最后并未達到預期，但失敗的方法和成功的方法一樣具有參考價值。“一方面，科研充滿了不確定性，另一方面，著急出成果的浮躁之風盛行”，嚴志斌認為，在這雙面夾擊中，學者更要沉下心來，“要熬得住”。

近來，嚴志斌將目光轉向了更為神秘的巴蜀符號的研究。同時，他依然關注著研究中曾經有所涉及的族徽、日名等問題的研究動態。“新材料、新論著我還是在不斷關注的，也許哪天靈光一現，某個問題就想通了呢。”（本報記者 張清俐 耿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