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林東：發(fā)掘中國史學理論遺產中的“寶藏”

北京師范大學資深教授瞿林東雖已年逾古稀，仍在史學理論與史學史領域筆耕不輟。從1964年讀研究生時算起，瞿林東學習、研究中國史學史已經整整50年。

繼承發(fā)揚師門優(yōu)良傳統(tǒng)

1937年12月，瞿林東出生于安徽肥東縣一個鄉(xiāng)村。1959年高中畢業(yè)考入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本科，1964年考取了白壽彝先生的中國史學史專業(yè)研究生。1967年研究生畢業(yè)后到內蒙古民族師范學院執(zhí)教13年，1981年重返北京師范大學在史學研究所從事科研與教學工作。1978年開始發(fā)表有關中國史學史方面的研究論文。

在大學執(zhí)教的40多年里，瞿林東給許多屆本科生講過課，指導的博士生、碩士生有幾十人。這些學生大都知道瞿林東有個特點是：言必稱“白先生”。瞿林東說：“我始終牢記白先生對我在治學方向、學術旨趣、治學方法等方面的諄諄教誨。”“趙光賢先生的嚴謹，何茲全先生的才氣，河北大學漆俠教授、河北師范大學胡如雷教授等在學術上亦師亦友的關系……”對那些在學術上對自己有幫助的人，瞿林東念茲在茲。

白壽彝在20世紀60年代寫出了《中國史學史教本》上冊，此書下限寫至唐初，瞿林東決心接著往下寫，他的第一本學術論集《唐代史學論稿》（1989年出版）就是這一立意的初步成果。1999年，他出版了60多萬字的《中國史學史綱》，其內容上起先秦，下至近現(xiàn)代，了卻了他關于“專史當貫通”的心愿。瞿林東還以中國古代志書的體例，撰寫了《中華文化通志》大型叢書中的 《史學志》，發(fā)表了一批有學術影響的史學史研究論文。此外，他還參加了白壽彝主編的《中國史學史教本》的編寫，承擔了六卷本 《中國史學史》中的第三卷（魏晉南北朝隋唐卷）的撰寫。

推動建立中國史學話語體系

20世紀 80年代，學術界曾認為中國史學只有敘事，沒有理論，或是用西方近代歷史哲學為標尺來衡量中國古代史學是否有理論的存在。這種看法給了瞿林東 “很大刺激”，“我們有如此豐富的中國史學遺產，怎么會‘沒有理論’”？為了對此作出回應，瞿林東決心研究中國古代史學的理論遺產。他較早提出把歷史學的理論劃分為歷史理論和史學理論兩個部分。20多年來，瞿林東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中國古代史學中的史學理論遺產與歷史理論遺產研究領域，先后出版了《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縱橫》（1994年）、《史學與史學評論》（1998年）、《中國史學的理論遺產》（2005年）、《中國古代歷史理論》（主編，上中下三卷，2011年）。同時，他和龔書鐸教授主編了 《中華大典》中的《歷史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分典》。瞿林東說：“中國史學的理論遺產里面還有許多寶藏需要發(fā)掘，我真誠地期待有更多年輕學者在這方面有新開拓、新創(chuàng)獲。”

史學理論及中國史學史這一學科如何構建自身的學術話語體系呢？瞿林東認為，應從三個方面努力：一是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理論遺產進行總結，二是對中國近代史學（主要是“新史學”和新歷史考證學）的理論遺產進行總結，三是對中國古代史學的理論遺產進行總結，并使這三個方面的理論遺產融會貫通，結合當代史學提出的問題，逐步形成史學理論及中國史學史學科的學術話語體系，進而推動中國史學話語體系的建立和發(fā)展。

造就一批新型史學家

談到治學經驗，瞿林東說，治學要有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研究領域，“先有一個自己的根據地”，在取得一些成果的基礎上，再向廣度和深度發(fā)展。瞿林東認為對于專史的研究來說，要會作“編年”和講究“類例”。編年是縱向把握專史發(fā)展的脈絡，類例是從橫向上概括問題進行分析。縱橫交叉，就能提出學術問題。瞿林東說，做學術研究“不能埋在故紙堆里”，要關注社會的需要和學科發(fā)展的需要。“詩人尚且有‘歌詩合為事而作’的情懷，何況史學家呢！”

說到對年輕人的期望，瞿林東特意提到，“21世紀的中國史學，要造就出一批能夠同世界各國史學家對話的新型史學家。這些新型史學家應有較高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yǎng)和中國學問根底，對世界歷史和外國史學有相當?shù)牧私猓�在專精的基礎上努力向通識發(fā)展，具有較高古代漢語修養(yǎng)、現(xiàn)代漢語的表述水平和外語水平，善于同外國同行合作而又具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他說：“新世紀以來，中國史學界已涌現(xiàn)出這樣的新型人才。”

為實現(xiàn)這一目標而盡自己的一份力，瞿林東目前還指導著四名博士生和一名碩士生。他說：“每天只能休息四五個小時，但生活很充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