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雪梅：宗藩犯罪 透視明代社會問題的窗口

作者單位：沈陽大學文化傳媒學院

中國古代王朝唯國姓最尊、皇統最重。宗藩作為天潢貴胄，因特權而衍生出的問題，在漢、晉、隋、唐等王朝曾不斷上演。有明對宗藩管理、防范不可謂不嚴，宗藩犯罪卻明顯多于前代，一些學者從不同角度對這一現象進行過探討，《明代宗藩犯罪問題研究》就屬于這方面的專題研究。該書以宗藩犯罪為核心，從制度層面切入，考察這一歷史現象的政治文化根源，以系統揭示有明社會問題的發展軌跡。

太祖重親情：明宗藩問題的制度根源

明太祖以布衣平天下，族緒甚微，故最重親情。他封藩建國，冊封諸子為王，并賦予政治、軍事特權，以防范勛貴大臣，這是宗藩問題出現的制度根源。之后，鑒于宗藩勢力對皇權形成威脅，明成祖朱棣及后世幾位帝王力行削藩之法。盡管明初對宗藩就有禁條，但宗室犯罪卻開始萌生。宗藩僭越和覬覦皇權，是明初宗藩犯罪的突出表現；明中后期，宗藩犯罪的表現形式趨于多樣化。該書作者指出，宗藩犯罪與藩禁、選婚禁條、人口與宗祿諸問題相交織且互為因果，是一個綜合性社會問題。

明代宗藩犯罪主要包括政治犯罪和經濟犯罪。反叛和僭越同屬政治犯罪，前者是圖謀危害皇帝權力及皇帝人身的行為，后者則涉及器用、服飾、乘輿的逾制，禮儀規程、禮器規格的擅用等。

宗藩婚娶皆有儀制、禁例，但明中期以后，各王府無視禁令，擅婚、私婚、濫婚問題突出，婚娶問題演變為政治問題，而且出現社會化傾向。宗藩經濟犯罪則主要表現為奪民田宅、綁票勒索、設賭騙人、偽造印信騙取官銀、公開搶劫。宗祿逋欠是經濟犯罪的重要誘因，宗藩人口數量上升造成宗祿劇增，以致政府財力負荷困難。

宗藩擅離封地，不僅限于違犯禁令，宗室私出，往往滋事擾民，甚至與盜為伍，把持商稅，沖擊地方衙門。針對宗室越奏一事，作者以嘉靖朝為時間界標，前后進行對比研究，揭示了由防范到罰治的制度演變過程。

明代對犯罪宗藩的勘查、定罰，有特殊程序和依據。作者認為，大明律并不是定罰的依據，是否懲戒、懲處輕重，要看宗藩行為對皇權是否構成威脅，是否妨礙了祖訓、祖制和朝廷政令的實施。宗藩有罪，重則處死，若情有可恕，或書函警示、降敕責讓、減革歲祿、革奪封爵。另外，明代對犯罪宗藩的人身也進行限制，酌罪情輕重定發落之所，如遣發高墻，遷守祖墳，設置閑宅實施管制，命革奪封爵府內閑住。同時，圍繞貶廢宗藩的給養、請復及子女婚嫁、襲封爵、生養死葬等問題，作出善后處理。

犯罪主體與地理分布各有特點

宗藩犯罪與落后的分封制及宗藩地位的變化密不可分，但每個案例均有誘因。奉差出使王府的官員與藩封所在的地方辦事不力，徇私舞弊，是誘發犯罪的重要因素；王官失職、上層宗室勒索、王府下人等教誘，是宗藩犯罪不可忽視的誘因。從社會史角度看，宗藩犯罪主體與地理分布也各有特點。明中后期，犯罪主體以將軍、中尉等中下級宗藩為主，地域分布則以西北宗藩犯罪居多。宗藩犯罪對王朝政治、國家經濟和社會秩序危害甚巨，成為明末天下大亂的導火索。

宗藩與帝王血脈相承，地位尊崇優榮。一旦犯罪，重則剝奪生命，輕也風光不再，正所謂“歌管樓臺金馬地，等間留與野人來”。《明代宗藩犯罪問題研究》將制度史與社會史融合，使宗藩犯罪這一歷史現象成為統覽明代社會發展軌跡的窗口。當然，該書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對歷代王朝宗室犯罪的異同缺乏比較和深度分析，對明代宗藩犯罪的制度根源挖掘不夠，對重視宗室教育等輔助手段也缺乏相應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