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室氣體排放一直是個備受全球關注的環境問題。人類化石燃料燃燒所致的過量溫室氣體排放已經造成全球平均氣溫的升高，并引發冰蓋融化、極端天氣和海平面的上升。據統計，全球每年約有500萬人死于因氣候變化和過度碳排放引起的空氣污染、饑荒和疾病。而各國相繼建立起來的碳交易市場，已經成為全球碳減排目標得以達成的重要途徑。根據聯合國和世界銀行對全球碳交易市場容量的預測，其有望超過石油市場而成為世界第一大市場。然而，控制溫室氣體排放過程中所產生的高度不確定性成本，對碳排放市場的改進，以及控制污染減排成本和限制許可證價格風險提出了要求。

　　許可證儲備和價格管控是控制許可證價格風險的重要政策工具

　　現實中，大多數的碳排放交易計劃都采用許可證儲備的方式，而近期也有許多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計劃采用直接的價格管控手段。許可證儲備和價格管控，被認為是控制許可證價格風險的兩個最重要的政策工具。所謂許可證儲備，是允許企業按照意愿預先儲存一定數量的許可證，然后以成本有效的方式選取合適時機進行污染的治理，以避免由不確定的減排成本、不確定的排放數量和其他的隨機因素引發許可證價格風險從而給企業帶來損失。而設置許可證價格的上限和下限則是一種更直接的管控許可證價格波動的方式。

　　有學者認為將二者相結合的政策組合應該比單一的交易計劃更有效率。然而由于缺乏相關的實證數據，因此對于政策組合的實施效果無從論證。已開展的一些仿真研究雖然對組合政策的潛在效能進行了檢驗，但這些研究通常是基于理想化的行為和信息假設，與現實存在差異。Stranlund等學者于2014年5月在《環境經濟學與環境管理雜志》上發表了論文《碳排放交易中的價格管控和許可證儲備：一個實驗評估》，通過構建實驗室的碳排放交易市場，研究了價格管制和許可證儲備兩個政策工具對于控制許可證價格風險的影響。該研究與已有的仿真研究做到了很好的互補，并填補了這一領域實驗研究的空白。

　　兩種方式結合可更大程度地降低價格的波動性

　　實驗中，被試處在一個數量有限的許可證交易市場中，被試可以憑借許可證進行某種虛構產品的生產。在每輪3分鐘的時間里，被試同時生產數單位的產品并以歧視性價格雙向拍賣的方式在市場上交易許可證。對未來收益的不確定性為被試儲備許可證和實施許可證價格管控提供了激勵。每組的8名被試按照生產利潤以及初始現金和許可證數量的差異被分成4種類型。每種被試類型中又包含著三種不同的邊際生產利潤（低、中、高）的情形。被試要完成至少10輪的實驗，每增加一輪的可能性是5/6，由電腦隨機確定。實驗最多進行13輪。

　　作者采用2×2的實驗設計（是否儲備許可證×有無價格管控）。在許可證儲備的兩個實驗局中，被試在每輪中都可以儲備盡可能多的許可證，但不能向未來的分配預借許可證。在價格管控的兩個實驗局中，被試可以以上限價格購買盡可能多的許可證，也可以以底限價格賣掉不限數量的許可證。而不允許價格管制和儲備許可證的情形則作為基準實驗局。通過這樣的實驗設計，作者對許可證價格管控和許可證儲備兩個工具單獨地和作為政策組合時對許可證價格水平、輪次間價格波動（即隨時間的價格變動）和輪次內價格離差（即一輪之中交易價格的分布）的影響進行了深入研究。

　　通過上述實驗，許可證儲備和價格管控的政策效果得到實驗的檢驗。

　　首先，就許可證交易的平均價格來說，基準實驗局和價格管控局之間并沒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二者都達到了完全競爭均衡的狀態，效率均高達98%。而對許可證儲備實驗局來說，交易的平均價格在前9輪都顯著高于基準局和價格管控局，而在10—13輪中，由于每一輪都有1/6的可能性結束實驗，因此價格持續下降，而且從統計上是顯著低于基準局和價格管控局的。這和政策的理論預測結果是一致的。即被試提前儲備許可證以防未來市場短缺，而后當政策變得不確定時又會減持許可證。而政策組合實驗局相比于許可證儲備實驗局來說，前期價格過高的情況有所緩和，導致更低的許可證初始價格和一個更扁平的價格時間序列。理論模型和實驗結果表明，這主要是由于價格上限抑制了早期輪次的許可證價格攀升，而價格底限則在后面的輪次中起到了價格支撐的作用，從而平滑了價格的時間序列。

　　其次，實驗結果表明，與基準實驗局相比，許可證儲備和價格管控工具都有助于減少輪次內的價格離差和輪次間的價格波動。因此，這兩種工具都有助于維持許可證價格的一致性和穩定性，從而降低價格風險。而將兩者結合使用要比單獨的工具更大程度地降低價格的波動性。通常來講，許可證的價格波動會延誤污染者對減排技術的投資行為，并增加隨時間推移所產生的減排成本。此外，對二氧化碳等均勻混合污染物的動態有效的控制，就要求規制者在分配減排責任時做到最小化輪次內的污染成本之和，這也對一致的價格信號提出了要求。高的價格離差顯然限制了碳排放市場有效分配個人減排責任的能力。因此，控制許可證價格波動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弊端是可能增加總排放量的波動

　　需要格外注意的是，無論單獨的許可證儲存或價格控制還是政策組合工具，都使得輪次間的污染排放波動性增長。在本實驗中，盡管成本控制措施對于隨時間而不斷累積的污染排放量并沒有產生重大的影響，但可以確信的是，價格波動性的減少和污染排放波動性的增長存在著此消彼長的關系。許可證儲備、價格管控和組合政策，都是以更高的污染排放變動為代價換取許可證價格波動性的減少。

　　理論和實驗結果都表明，許可證儲存和價格管控使得一輪中的排放總和內生化，從而會對碳排放市場的環境表現產生影響。例如，如果價格上限設置得過低或企業過度利用價格上限這一功能，那么價格管控的工具就可能增加總的污染排放并由此造成更多的環境損害。此外，限制價格波動有可能增加總排放量的波動。如果污染物屬于存量污染物，并且不存在超過某一臨界值將誘發大的環境損害的威脅時，那么當一定時間間隔內的累積排放量給定時，排放波動性的增加就不會增加預期的環境損害。然而，如果排放的是具有嚴格的凸性損害的流量污染物，那么排放波動性的增加就將產生更大的環境損害。因此，對于試圖控制具有嚴格凸性損害的流量污染物的碳排放市場來說，控制許可證價格風險的嘗試就可能導致污染物排放更高的預期損害。

　　當前，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溫室氣體排放國，被公認為最具潛力的減排市場。截至2008年，中國二氧化碳減排量已經占到全球市場的1/3左右。然而當前中國的碳交易市場處于剛剛起步的階段，相關的交易機制和法規政策尚不健全。隨著低碳經濟發展理念的日益盛行，中國需要借鑒國外經驗，并結合中國國情開展碳交易市場機制設計的相關研究。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關于新興經濟學理論創新的綜合研究”（13AZD061）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浙江大學跨學科社會科學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