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學術分工的日趨細密，不少學者選擇一到兩個研究方向作為精耕細作的“試驗田”，以期有所成就。然而，在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榮譽資深教授周勛初看來，學術研究更需要廣博的知識結構和宏通的學術視野。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莫礪鋒曾評價說，“大家都希望達到既博通又專精的境界，可事實上能達到這個境界的學者并不多，我認為周勛初先生堪稱其中的一個代表。”

此次采訪之前，記者曾在多個場合聆聽過周勛初的發言，印象中，他總是能用最平實的語言說出最深刻的道理。近日，記者如約來到周先生住處，傾聽他講述自己的治學生涯。

治學：博通的學術“勤雜工”

1954年，周勛初自南京大學畢業，分配至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工作。1956年考回母校，師從胡小石讀副博士研究生，未及畢業即留校任教。

在近60年的學術生涯中，周勛初的研究范圍涉及先秦諸子、楚辭、魏晉南北朝文學、唐代文學、近現代學術史、古代文學理論批評、古代詩歌史及筆記小說史等，在 《韓非子》、《文選》、《文心雕龍》、唐詩及文獻學等領域卓然成家。

有學者曾評價其在學術上“貫通歷代，彌綸群言”。在周勛初看來，古代文史研究牽涉面廣，研究者應最大限度掌握相關知識，以文學為主體，進行理論上的綜合研究。

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何在有限的時間里形成綜合研究的格局？周勛初告訴記者，一個人治學的特點，與其自身的經歷有很大關系。“我研究的范圍廣，除興趣使然外，還和我的‘勤雜工’身份有很大關系。20世紀80年代前，我基本上是個‘社會邊緣人’，好在做事盡心盡力，加上秉性不算太懶，所以總是在各種突擊任務中擔任身份不明的‘主力’，并能及時將自己的想法記錄下來。”

2000年，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周勛初文集》（七卷本），內收研究著作13種。南開大學榮譽教授羅宗強評價說：“這是近年來常被稱為 ‘第三代’的學人中，最早出現的一部有分量的文集。”

點校：以研究為基石整理古籍

除學術著作等身外，在文獻整理及工具書編撰方面，周勛初也取得了累累碩果。他編撰的《唐語林校證》、《唐鈔文選集注匯存》、《〈冊府元龜〉校訂本》、《唐詩大辭典》、《唐人軼事匯編》等，廣受學界好評。《唐語林校證》受到著名學者趙守儼、程毅中、王國良等人的高度評價；《唐鈔文選集注匯存》曾被譽為“選學”史上的里程碑；《〈冊府元龜〉校訂本》獲首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唐人軼事匯編》獲第二屆古籍整理圖書一等獎。

周勛初認為，文獻整理是國家文化建設的基礎工程。在他看來，整理古籍不只是加上新式標點、分分段落，還應該在研究的基礎上進行整理，這樣才能保證不失水準。為此，他常常深入鉆研，為主編的古籍撰寫前言，并將一些有用的材料納入附錄，有些附錄實際上就是他的專著，如載《唐詩大辭典》附錄中的《唐詩文獻綜述》。在他看來，這樣可以幫助讀者擴大視野，架構完整的知識體系。

《唐語林》是研究唐代文史不可或缺的一部筆記，然而其正文未注明引文，加上編纂和流傳中產生的錯亂和殘佚，使得此書材料源流不明，真偽莫辨。為了整理這部筆記，周勛初花費了不少心血，不僅遍征此書各種版本、運用旁證材料作比勘、進行文本溯源，還撰寫了所引各書的提要、編制了引書索引和人名索引。中國古代文史學家程千帆以為這一整理“救活了一本死書”。“古籍整理者應有一種使命感，以傳承祖國的優秀文化為榮。”周勛初說。

為師：問難與授業相輔相成

周勛初不只埋頭于學術研究，他在學生身上投入的精力比科研工作要多得多。在他看來，教師的首要職責是教書，教好書才算是盡到了責任。

周勛初在南京大學學習時，其師胡小石先生不僅課講得好，也喜歡學生向他提問。“小石師家住天竺路21號，距我宿舍有半個小時的路程，我那時總是用一個大書包裝滿了書，攤開向他求教，他則略加評判，并指點向哪一方面再找基本文獻來讀。”

傳承師道，周勛初為人師后，也十分重視師生互動，并從中嘗到了甜頭。“我的研究工作，很多是圍繞教學進行的。某種程度上說，一些研究著作就是教學的副產品。”周勛初告訴記者，他的論文《梁代文論三派述要》的思想火花就是在與學生討論畢業論文時 “點燃”的。那時他體會到，問難之時，腦筋處在活躍狀態，為了回答學生的問題，必須抓住話頭不斷深化，如能開拓有成，則成果立見，因此問難與授業相輔相成，不可偏廢。

在授業之外，周勛初更為重視的是向學生“傳道”。“學生從師受學，在課堂上學到東西，將來可由此謀生，服務于社會；而在課余學到的東西，則常常貫穿著更為深刻的內涵，如人格的感染、治學的態度、研究的方法等。”周勛初強調。（本報記者 吳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