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杭生教授的逝世，是中國社會學界的重大損失！30多年來，鄭杭生教授以火一般的熱情與活力，積極開展理論創新、著書立說，積極推進學科建設、學術交流，為中國社會學的恢復與重建作出了重要貢獻。

　　鄭杭生教授對于中國社會發展進行了長期而卓有成效的探索，是新時期中國社會學理論的重要開拓者，在三大領域建立了富有特色的理論。

　　第一，創造性地開拓了社會運行理論。中國社會學的恢復重建初期，社會學的定義首先引起了社會學界的關注。鄭杭生教授對社會學的定義是：社會學是關于社會運行和社會發展的條件和機制，特別是關于社會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條件和機制的綜合性具體社會科學。這一觀點在《社會學概論新編》（1987）中得到系統闡述。當時，我在南京大學從事社會學教學與研究，認為鄭杭生教授的觀點對于中國社會學要為社會發展提供理論支持是一個有益的推動。我在《現代社會學》（1987年）一書中對于社會學理論服務現實表達的關注，是對他的一個呼應。

　　第二，創造性地開拓了社會轉型理論。鄭杭生教授提倡社會轉型，他在20世紀80年代末運用了“轉型中的中國社會”“轉型社會”“社會轉型”等概念，試圖通過這些概念來概括中國社會變化的趨勢和方向，是一種可貴的探索。鄭杭生教授強調社會結構轉型，從農業的、鄉村的、封閉的半封閉的傳統型社會，向工業的、城鎮的、開放的現代型社會的轉型。他清醒地認識到，面對快速轉型的當代中國社會，中國社會學必須全面認識和把握中國社會正負兩面，正確引導社會心態和社會思潮，積極參與社會各個層次各個層面的制度創新，從而在改革發展和穩定中最大限度地推進社會進步，并把社會代價減少到最低限度。這是一種積極的理論取向。

　　第三，創造性地提出了理論自覺的使命。鄭杭生教授始終以高度的“理論自覺”致力于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理論的探索。他主張，發展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必須善于堅持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曾經指出：“理論在一個國家的實現程度，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彼�認為，理論自覺是一個時代性課題，我們應當把理論自覺真正落實到社會學發展中，立足現實、具有世界視野，結出中國特色的豐碩之果。鄭杭生教授從中國社會實際出發，深入考察社會結構、社會關系、利益格局、社會控制體系、文化模式、社會支持系統等多個方面，發表了許多富有新意的見解。

　　鄭杭生教授對于中國社會學事業的貢獻，不僅僅是理論上的開拓創新，還在于積極推進中國社會學學科建設。鄭杭生教授創建了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與社會學研究基地，并將它們建設成為中國社會學教育與研究的標志性重鎮。他主編的《社會學概論新修》先后出了4版，是國內最受歡迎的社會學教材之一。他是《社會學評論》雜志和《社會建設》雜志的創刊人；他設立北京鄭杭生社會發展基金會，資助青年學者開展社會學研究。

　　鄭杭生教授的不懈努力與學術成就，得到了中國社會學界的公認。2012年首屆“費孝通學術成就獎”在江蘇吳江頒獎，他與陸學藝同獲這一社會學領域的大獎。這是在我擔任中國社會學會會長期間主持的一項重要的學術活動。當時，我宣讀了頒獎詞：“鄭杭生教授長期從事社會學理論研究和教學工作，他提出了社會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思想，并在社會轉型、社會結構、社會互動和社會建設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具有特色的社會學理論觀點和概念。通過組織和編寫的社會學教材，推動了中國社會學的學科建設和發展。他注重和強調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并組織撰寫基于大規模的經驗調查資料的社會發展系列研究報告，體現了社會學的社會關懷和實踐取向。他挖掘本土思想資源，結合當代中國社會現實，努力進行理論探索，為推動中國社會學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從相識到相知，他一直是我的良師益友。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基金社會學學科規劃評審組，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政治學社會學民族學學科評議組，在教育部高校社會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在中國社會學會等學術活動中，我與他共事多年，感悟了他堅定的信念與擔當，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我在南京大學建立與發展社會學學科、擔任中國社會學會會長的過程中，也一直得到他的支持，留下了許多難忘的記憶。這些，都將融入中國社會學界共同的懷念之中！

　�。ㄗ髡邽橹袊�社會學會原會長、江蘇省政府參事室主任、南京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