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單位：江蘇師范大學法政學院。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1CGL087〕階段性成果

2013年揚州隋煬帝墓的發現又一次引起人們對這位爭議頗多的封建帝王的關注。自隋朝滅亡以降，古今學者大都將隋煬帝簡單地視為荒淫暴虐的典型。近年來，有關隋煬帝的研究有了新的發展，一些學者開始擺脫簡單化傾向，對隋煬帝統一中國、營建東都與開鑿大運河等問題進行了全面而系統的考訂和評價。實際上，在防治和應對自然災害方面，國祚短暫的隋朝確有一些發展和創舉，其中隋煬帝也發揮了較為重要的作用。

在論述這一問題前，我們不妨先對隋朝的自然災害情況進行扼要分析。據鄧拓先生考證，“就文獻所可稽者言，則自統一以至衰亡，忽忽二十九年間，被災凡二十二次。計旱災九次；水災五次；地震三次；風災二次；蝗、疫、兼饑各一次”（《中國救荒史》，商務印書館2011年出版，第21頁）。或許受當時資料的限制，這一歸納并不全面。以《隋書》《北史》《南史》《陳書》為基本史料進行統計，我們發現，隋朝有記載的自然災害共30多次，平均每年都發生自然災害，其中最為嚴重的幾次災害都發生在隋煬帝時期。

隋朝共發生水災12次，其中大水災4次。如大業二年（606年），“河南大水，漂沒三十余郡”（《隋書》卷22《五行志》）。最為嚴重的一次是大業七年（611年），“是歲，山東、河南大水，漂沒四十余郡，重以遼東覆敗，死者數十萬……強者聚而為盜，弱者自賣為奴婢”（《隋書》卷24《食貨志》）。這次水災波及范圍超過全國五分之一的郡，造成重大死亡，其嚴重程度非常罕見。隋朝一共發生旱災9次。開皇五年（585年），“后關中連年大旱”（《隋書》卷24《食貨志》）。大業八年（612年），“是歲，大旱，疫，人多死，山東尤甚。”（《隋書》卷4《煬帝紀下》）。大業十三年（617年），天下大旱，“自淮及江東絕水無魚”（乾隆《江南通志》卷197）。除了水旱，其他災害主要有地震、山崩、雹災、蝗災等。《隋書》中記載，隋朝一共發生5次地震。較為嚴重的一次是發生在公元600年，“十一月戊子，天下地震”。同時引發風災，“京都大風，發屋拔樹，秦、隴壓死者千余人。地大震，鼓皆應”（《隋書》卷23《五行志下》）。

可見，隋朝的自然災害是比較嚴重的。自古以來，為了穩定統治，歷代統治者都很重視對自然災害的防治。而與前代一些統治者有所不同的是，為了防范與應對災害，隋朝最高統治者尤其是隋煬帝除了采取賑濟和免除租賦、課役等傳統防災救災措施之外，更加注重防災減災長效措施。概而言之，主要體現在如下方面：

第一，開鑿大運河極大地提高了排洪抗旱能力，使之成為中國古代重要的防災減災工程。大運河開通之前，黃河河床自三門峽以東，因泥沙淤積，河床平行或高出地面，完全依靠兩岸筑堤堵防，故經常泛濫成災。為了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在隋文帝開挖廣通渠的基礎上，隋煬帝大規模開鑿運河，使通濟渠、永濟渠和江南河渠渠相連，連接了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從南到北構成了南北水道運輸網絡和水利灌溉體系。因運河橫接各大江河中下游，如遇洪水暴漲，運河水位增高，則能南北排洪；若遇天旱，運河兩岸便可引水灌溉田畝，使兩岸千萬頃田畝免受旱情。特別是通濟渠的開鑿，不僅把黃河、淮河的航道連為一體，而且使中國東部的黃淮平原構成了一個便利的水利灌溉網。運河開通之后，東部各地農民返家墾荒復耕，引水灌溉，五谷豐登，豐衣足食。因此，盡管大運河“對沿運地區環境有不良作用”（鄒逸麟：《從生態文明角度看大運河的負面影響》《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4月4日），但總體上仍極大地提高整個國家的防災減災能力，成為“為后世開萬世之利”的工程。

第二，四通八達的水陸交通客觀上為災后救援提供了極大便利，提高了災后救援效率。交通條件的改善是提高災后救援能力的重要前提。大運河開通形成了貫通全國各大水系，連接江蘇、浙江、山東、河南與河北五省的水上交通網絡。在開鑿大運河的同時，隋煬帝也非常重視陸路交通的修建。與大運河配套的水運碼頭，實際上也是四通八達的陸路驛站。大運河兩岸長達6000多公里的“雙軌”御道，也發揮著陸路交通的作用。包括御道、馳道和直道等陸路工程建設也取得重要進展，時稱“圭景正八表，道路均四方”（《全隋詩》卷1）。隋煬帝時水陸交通體系“以長安、洛陽、太原這個三角區為中心，形成一個田字形的水陸交通網，再通過江河道路向東西南北四面八方延伸，聯系各地”（胡戟：《隋煬帝新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顯然，隋朝全國性水路交通網絡的形成，客觀上為災后救援和賑濟提供了極大便利，提高了災后救援效率。

第三，通過廣設倉窯儲存糧食以“備歲不足”，提高了自然災害防范與救助能力。我國自古就有重視倉儲的傳統。《禮記》指出，“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隋朝正式創建了義倉。開皇三年（583年），朝廷令各州軍民共建義倉。收獲之日，按貧富量力交納粟麥，在最基層的社會倉窖存貯，災時發此充賑。義倉是一種民間備荒自救性質的倉儲組織，能夠起到蓄積先備，“雖水旱為災，而人無菜色”的作用。除了鼓勵民間儲備糧食，隋朝還設立了大量官倉。隋煬帝建東都洛陽時，在宮城東建了嘉倉城；在宮城內右掖門“街西有子羅倉，倉有鹽二十萬石；倉西有粳米六十余窯，窯別受八千石”（杜寶：《大業雜記》）。后來又“置洛口倉于鞏東南原上，筑倉城周回二十里，穿三千窯，窯容八千石以還”，“置回洛倉于洛陽北七里，倉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窯”（《資治通鑒》卷180《隋紀·煬皇帝》）。“隋氏西京太倉、洛口倉，華州永豐倉，陜州太原倉，儲米粟多者千萬石，少者亦不減數百萬石。天下義倉又皆充滿，京都及并州郡”，乃至“資儲遍天下”。以至于王夫之在論及隋煬帝時說“隋之富，漢唐之盛未之逮也”（《讀通鑒論·煬帝》）。如此豐富的糧食儲備，顯然為隋朝有效預防和應對各類自然災害，提供了厚實的物質基礎。

第四，通過建立世界最早的醫科學校“太醫署”等醫學發展措施，提高疫病防治能力。醫學水平決定著疫病防治能力。隋朝太醫署堪稱世界上最早的醫學專科學校。隋煬帝非常重視醫學，據《隋書·百官志》記載，隋煬帝時改門下省為殿內省，統尚藥局。“太常統太醫署令二人，丞一人，太醫署有主藥二人，醫師二百人，藥園師二人，助教二人，按摩博士二人，祝禁博士二人”。設有內科、外科、兒科、針灸科、按摩科與獸醫科等，建制頗為完善。醫師部271人，藥學部52人，行政人員16人，共計399人。著名醫學家巢元方即為大業年間的醫學博士，他受命撰寫了《諸病源候論》。該書是中國第一部藥理學專著，共50卷，將內、外、婦、兒、五官、皮膚等科1700余種疾病分為67門，分別從病因、病理、臨床表現、演變過程及預后等方面進行確切的論述。隋煬帝還親自組織編寫了《四海類聚方》2600卷，簡本《四海類聚單要方》300卷，對醫方進行了一次系統全面的總結。這些做法對提高當時乃至后世的醫學水平，有效增強疫病防治能力發揮了重要作用。

隋煬帝采取的這些舉措，不僅有效提高了隋朝的自然災害防治能力，而且對我國古代防災減災有著重要影響。但值得深思的是，這些舉措卻未能阻止隋朝快速走向滅亡的步伐。雖然“跡其衰怠之源，稽其亂亡之兆，起自高祖（文帝），成于煬帝。所由來遠矣。非一朝一夕。”但很大程度上隋煬帝好大喜功、驕奢淫逸、濫用民力等做法加速了這一進程。如大業八年發生嚴重旱災，災荒與衍生疫病造成山東、河南、河北地區大量人口死亡。但隋煬帝無視災情，一方面“密詔江、淮南諸郡閱視民間童女，資質端麗者，每歲貢之”（《隋書》卷4《煬帝紀下》）；另一方面，仍不肯暫停征遼之舉。他統治后期，更是把《大業律》踩在腳下，一意恢復酷刑，賦稅、兵役、徭役都超出了百姓的承受能力，引發波瀾壯闊的農民大起義，隋朝隨之覆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