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系統描述、理解和解釋中國人的所知、所感、所行，必須從結構層面深入到人心層面，系統探究社會轉型中不同群體的群體構成特征、群體認知方式、情感體驗、慣例行為模式和生命期盼。

費孝通先生嘗言：我們 “活”在“動”里，“動”消磨了我們的生命。生命的整個消磨過程，如活—動的語境，活—動的前因、后果和機制，都是社會心理學的題中之義。中國當代社會心理學自1978年恢復重建以來，“本土行動、全球情懷”可道其風骨。立足于本土行動的研究實踐歷經二十余載，催生了“文化自覺”的信心和勇氣。中國社會心理學者的全球情懷，也從21世紀起開始凸顯。

“本土行動”的研究路徑

所有國別中的社會心理學研究，首先都是本土性的研究實踐。中國當代社會心理學的研究也不例外，其“本土行動”的研究實踐，包括以下兩類研究路徑。

1．中國文化特異性路徑

以中國文化特異性為中心的研究實踐，已經取得一定成就。援引解釋水平的線索，可從個體、人際、群體和群際層面進行概要評論。在個體層面，受楊國樞中國人自我研究的激發，金盛華和張建新嘗試探究自我價值定向理論和中國人人格模型；王登峰采用中文詞匯學方法，構造了中國人人格結構的“大七模型”，以與西方的“大五模型”相區別；彭凱平的分析思維——辯證思維、侯玉波的中國人思維方式以及楊中芳的“中庸”思維研究，以期揭示中國人獨特的思維方式和認知特性；劉力有關中國人的健康表征，汪新建和李強團隊的心理健康和心理咨詢研究，深化了對中國人健康和疾病觀念的理解。而周欣悅的思鄉研究、金錢啟動研究和控制感研究，也有一定的國際影響。在人際層面，黃光國基于儒家關系主義探究了“中國人的權力游戲”，并激發了翟學偉和佐斌等有關中國人的人情、面子和里子研究；葉光輝的孝道研究，增進了對中國人家庭倫理和日常交往的理解。在群體層面，梁覺的社會通則，王輝、張志學、孫鍵敏和鄭伯塤等有關中國組織行為和領導風格的研究，嘗試探究中國人的群體過程和組織過程。而在群際層面，楊宜音的“自己人”和“關系化”的研究，展現了中國人獨特的社會分類邏輯。沙蓮香有關中國民族性的系列研究，也產生了重大影響。

上述研究增強了中國社會心理學共同體的學術自信，開啟了中國社會心理學的文化自覺。但這些研究也存在有待完善的共同特征。第一，這些研究都預設一種個體主義文化——集體主義文化的二元對立，而中國文化被假定和西方的個體主義文化不同，位于對應的另一極。第二，這些研究的意趣過分執著于中國文化共同體相對靜止而凝固的面向，有的甚至隱含漢族中心主義和儒家中心主義傾向。第三，這些研究的方法程序大多是訪談或問卷/量表依賴。第四，這些研究相對忽視了當代中國社會的偉大變革對當代中國人心的塑造作用。

2．穩態社會路徑

穩態社會路徑對理論論辯沒有興趣，但它是大量經驗研究的主宰偏好。其問題意識，源于對西方主流學界尤其是北美社會心理學界的追蹤、模仿和復制，并常常伴隨中西文化比較的沖動。在積極意義上，這種問題意識不斷刺激國內學子研讀和領悟主流學界的進展；但其消極的一面是，它使中國社會心理學的精神品格，蛻變為北美研究時尚的追隨者，其典型例證如被各級地方政府所追捧的有關主觀幸福感的研究。北美社會已經是高度穩態的程序社會，因而其學者問題意識的生長點只能是穩態社會的枝節問題。而偏好穩態社會路徑的中國學者，所置身的是急劇的社會變革和轉型。社會心理現象的表現形式、成因、后果和應對策略，在穩態社會與轉型社會之間，存在質的差異。

穩態社會路徑的方法論偏好，可歸結為真空中的個體主義。活生生的行動者，在研究過程中被人為剔除了其豐富的轉型社會的特征，而被簡化為高度同質的原子式的個體。強調社會關懷的社會心理學，蛻變為“非社會的”（asocial）社會心理學。而其資料收集程序，乃是真空中的實驗或問卷。宏大的社會現實，被歪曲或簡化為人為的實驗室或田野中漠不相關的個體之間虛假的社會互動。社會心理學的“社會”之魂由此被徹底放逐。

超越西方“怪異心理學”的全球情懷

中國社會“千年未有之變局”，給中國社會心理學者提供了千載難逢的社會實驗室。一種以中國社會轉型為中心的研究實踐，從21世紀開始煥發生機。其理論抱負不是中西文化比較的沖動，也不是為西方模型提供中國樣本資料，而是要真切地面對中國偉大的變革現實，系統描述、理解和解釋置身于社會轉型中的中國人心理和行為的邏輯和機制。其直面的問題是本土—本真性的，但系統地萌生國際情懷，力圖超越西方的 “怪異心理學”（WEIRDPsy－chology），后者因其研究樣本局限于西方受過良好教育的工業化背景的富裕社會而飽受詬病。

樂國安團隊有關網絡集體行動的研究，周曉虹有關農民群體社會心理變遷、“城市體驗”和“中國體驗”的研究，楊宜音和王俊秀團隊有關社會心態的研究，方文有關群體符號邊界和轉型心理學的研究，高明華有關教育不平等的研究，趙德雷有關社會污名的研究，趙蜜有關政策社會心理學的研究，彭泗清團隊有關文化混搭（culturalmixing）的研究，都嘗試從不同側面捕捉中國社會轉型對中國特定群體的塑造過程。這些研究的基本品質，在于研究者對社會轉型的不同側面的高度敏感性，并以之為基礎來構造自己研究的問題意識。其中，趙志裕和康螢儀的文化動態建構論模型有重要的國際影響。

群體地圖和中國體驗是緊迫的研究議題

面對空洞的宏大理論和抽象經驗主義的符號霸權，米爾斯呼吁社會學者應以持久的人類困擾和緊迫的社會議題為樞紐，重建社會學的想象力。而要滋養和培育中國當代社會心理學的想象力和洞察力，重鑄社會心理學的“社會之魂”，類似地，必須檢討不同樣式的生理決定論和還原論，直面生命持久的心智困擾和緊迫的社會心理議題。

不同樣式的生理決定論和還原論，總是附身招搖的研究時尚，以不同的面目出現，如認知神經科學的殖民傾向。社會心理學歷經艱難的理智探索，終于從生理/本能決定論中破繭而出，卻持續受到認知神經科學的侵擾。盡管大腦是所有心智活動的物質基礎，盡管所有社會心理和行為都有相伴的神經相關物，盡管社會心理學者對所有學科進展有持續的開放胸懷，但人類復雜的社會心理過程無法還原為個體大腦的結構或功能。而今天的研究時尚，存在神經研究替代甚至凌駕完整動態的生命活—動研究的傾向。又如大數據機構的營銷術。據稱大數據時代已經來臨，而所有生命活—動的印跡，通過計算社會科學，都能被系統挖掘、集成、歸類、整合和預測。類似于喬治·奧威爾所著《1984》中老大哥的眼神，一幅令人恐怖的數字烏托邦迷思。完整動態的生命“活—動”，不是數字，也無法還原為數字，無論基于每個生命出生時起就被永久植入的自由意志，還是自動活動對控制活動的分野。

重鑄中國當代社會心理學的“社會之魂”，必須直面轉型中國社會以下緊迫的社會心理議題。

1.數字時代人類社會認知能力的演化。方便獲取的數字文本，便捷的文獻檢索和存儲方式，徹底改變了生命學習和思考的語境。人類的社會認知過程的適應和演化是基本難題之一。“谷歌效應”（theGoogleEffect）已經初步揭示便捷的文獻檢索和存儲方式已敗壞了長時記憶系統。

2.“平庸之惡”風險中的眾從。無論是米爾格拉姆的權威服從還是津巴多的“路西法效應”；無論是二戰期間納粹德國的屠猶還是日本法西斯在中國和東南亞的暴行；無論是當代非洲的種族滅絕還是不絕如縷的恐怖活動，如何滋養和培育超越從眾和“平庸之惡”的眾從行為和內心良知，值得探究。它還涉及如何匯集民智、民情和民意的“頂層設計”。

3.中國社會的群體地圖。如何系統描述、理解和解釋中國人的所知、所感、所行，必須從結構層面深入到人心層面，系統探究社會轉型中不同群體的群體構成特征、群體認知方式、情感體驗、慣例行為模式和生命期盼。

4.中國體驗與心態模式。如何系統描繪社會變革語境中中國民眾人心秩序或“中國體驗”與心態模式的變遷，培育慈愛之心和公民美德，對抗非人化（dehumanization）或低人化（infra-humanization）趨勢，也是緊迫的研究議程之一。

（本文系2014年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現代化背景下的本土社會心理學研究”（14ASH014）中期成果）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社會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