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晚明商業出版與思想文化及社會變遷研究”負責人、天津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

科舉是明代一項最重要的官吏選拔制度，其中鄉試和會試尤為重要。鄉、會試都是分為三場，初場試《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二場試論一道，判五道，詔、誥、表、內科一道；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五道。首場內容實際上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八股文”，考察的是士子對四書五經的理解，二場主要考察公文撰寫和日常行政能力，三場考察對時務、國計、民生等重大問題的見解，亦即經邦治國的能力。這種制度設計，應當說有一定的科學性和公平性。

但是，至遲至嘉靖年間，隨著考生逐漸增多，閱卷壓力增大，加之首場的評閱標準容易把握，因此閱卷中開始出現偏重首場的現象。明末清初的顧炎武認為，明中后期“主司閱卷，復護初場所中之卷，而不深究其二三場”。鑒于此弊端，朝廷曾多次強調三場并重，如萬歷元年，明神宗重申：“除初場照舊分經外，其二三場改發別房，各另品題，呈送主考定奪，查果三場俱優者，置之高選，后場儁異而初場純疵相半者，酌量收錄，若初場雖善而后場空疏者，一律不得中式……”很多學者據此認為明中后期的科舉考試只是根據第一場八股文的優劣決定取舍，不看第二、三場，如清代學者錢大昕就認為，明中后期“鄉、會試雖分三場，實止一場，試子所誦習，主司所鑒別，不過四書文而已”。“八股取士”的提法就與這種認識有關。

我們必須看到，很多情況下，時人對明中后期科舉考試“只重首場”的批評或多或少都會有夸張的成分，不乏憤激之語。一般來說，要想順利通過考試，除了首場成績優秀外，二、三場起碼必須達到合格標準，不能出現大的紕漏。這一點在《明神宗實錄》“萬歷三十四年九月己巳”條中也有反映：“是時取士率重首場。首場既收，二三場茍非悖謬無復落者。”雖然此話是對“率重首場”的批評，但其中的“茍非悖謬”實際上就是說二、三場必須合格。另外，考官對于皇帝的旨意也不可能完全置若罔聞，也會或自覺或被迫地改變偏重首場的做法。

筆者認為，明中后期科舉考試的實際情形是：首場確實最關鍵，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考官在閱卷時，既要看第一場的八股文成績，也要看第二、三場的論、判、詔誥表和經史時務策的成績。當時出版的以應試為導向的舉業用書以及具體的事例也能證明這一論點。

據筆者不完全統計，明中后期專門針對二、三場的科舉考試用書至少有上百種，如《皇明鄉會試二三場程文選》、《二三場鴻寶》、《后場備考匯典》、《二三場群書備考》、《皇明策程文選》等。還有一些舉業用書，雖然書名中無“二三場”、“后場”、“論”、“策”等字樣，但實際上也是針對二、三場的，如袁黃編纂的《袁了凡先生匯選古今文苑舉業精華》扉頁上有一段廣告性的“題識”：“袁了凡先生，邇來課兒，已選《舉業定衡》，海內珍之，茲復選舉業精華，以為后場之助，此最便科家捷徑，故并梓之。”這里的“后場”實際上就是第二、三場的。這類專門針對二、三場的科舉考試用書，絕大多數都是書坊所刻，說明當時這類圖書的需求量很大。如果考官判卷只閱首場，二、三場只是敷衍塞責的話，唯利是圖的書坊絕對不會刊刻那么多專門針對二、三場的考試用書。

很多歷史事實也說明了二、三場的重要性，如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李璣在嘉靖三十八年擔任會試主考官時就三場并重，“必三試稱眾見僉同者收之”。明中后期還有很多因二、三場成績優異而被錄取者，歸有光就是因第三場成績優秀而被錄取的，明末清初的詩人施閏章說：“昔歸震川先生老于棘闈，亦緣后場入彀。”袁黃編纂的《游藝塾續文規》卷三中對此有更加詳細的描述，印證了清初詩人施閏章的記載。歸有光首場“去有司之繩墨甚遠”，但卻憑借二、三場中第，而且主考官竟然未看其首場卷子，充分說明二、三場很重要，個別情況下甚至成為是否被錄取的關鍵性因素。

袁宏道鄉試時也是以后場優異中第，他“戊子（1588年），舉于鄉，主試者為山東馮卓蓭太史，見其后場，出入周、秦間，急拔之”。

明中后期，特別是明末，由于策論的試題往往與時局有關，因此第三場的策論就顯得更為重要，策論中如果觸犯了當權者禁忌，即使首場成績再優秀，也不可能被錄取，袁黃、侯方域就是兩個典型的案例。袁黃于隆慶五年首次參加會試，雖然因頭場八股文寫得好而“本房取首卷”，但卻因“五策不合式下第”，對此，袁黃后來曾有過反思：“至二場、三場，只信手寫去，不惟無一毫周旋世界之心，并文之工拙，亦所不計，第于不加檢點之時，而粗心浮氣，一時并出，足見予涵養之未至，則深可愧憾耳！”從其“無一毫周旋世界之心”、“不加檢點”的反省之語中，可知其策論可能是有過激言論，犯了當權者或主考官的禁忌。

另外，除鄉試和會試外，還有殿試。殿試內容只有策問一道，由皇帝親自主持。如果鄉試、會試只重首場，就不可避免地有不諳策論者入選，這樣的話，考官也無法向皇帝交代；另外，殿試還要對擬錄取的進士排出名次。從這兩點上來說，士子也必須對策論予以一定的重視。

綜上所述，明中后期科舉考試中雖然確實存在偏重首場的問題，但這并不意味著考官閱卷時不看二、三場。尤其是第三場策論題，因往往關涉時局，所以更為敏感，考生如不加留意，即使首場成績優異，也極有可能被黜落。由此可見，長期以來學界普遍比較認同的明代科舉考試“只重首場”和“八股取士”的提法是錯誤的，至少是欠妥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