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楚辭文獻精萃匯刊與研究”負責(zé)人、浙江師范大學(xué)教授

《楚辭文獻叢刊》（以下簡稱《叢刊》，全80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年出版）是國家社科基金2010年度重點項目“楚辭文獻精萃匯刊與研究”的成果之一。這個項目的最終成果是兩項：一是影印出版《楚辭文獻叢刊》大型叢書，輯集自漢代至民國各個歷史時期的《楚辭》文獻207種，目標是為研究者提供最為完整的文獻資料。二是撰寫《楚辭文獻述要》（以下簡稱《述要》，年內(nèi)將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另行出版），對入選歷代注本予以全面、系統(tǒng)評述，約120萬字，是撰寫者歷年研究心得，是初涉于《楚辭》文獻研究的入門引導(dǎo)之作，也是研究《楚辭》注本的重要參考書之一。二者是互相依存、互為補充的。

《叢刊》與《述要》兩書的特點，可以概括為“新”、“精”、“全”、“深”四個字。

新

“新”，是指《叢刊》在編排體例上別具一格，從研究《楚辭》的專業(yè)角度來確定《楚辭》文獻的書目、版本，突出重點，忠實地體現(xiàn)了《楚辭》文獻史的面貌。回顧兩千余年的《楚辭》學(xué)術(shù)史，東漢王逸的《楚辭章句》（以下簡稱《章句》）和南宋朱熹的《楚辭集注》（以下簡稱《集注》）是兩種標志性質(zhì)的文獻著作。《楚辭》文獻研究，南宋以前，基本上以《章句》為軸心，南宋以后至民國，基本上以《集注》為軸心。編輯、匯刊《楚辭》文獻叢書，必須圍繞兩大“軸心”來編次，故而這部叢書不再純以時代先后或者以“注釋”、“音韻”、“評論”、“札記”等分類編次，而是分成了“章句”、“補注”、“文選”、“白文”、“集注”、“明清”等系列，以注家承傳、版本因襲為次序，由此體現(xiàn)出《楚辭》文獻流傳的軌跡。這種編纂方式，完全從《楚辭》文獻承傳內(nèi)在特點出發(fā)，在目前還是首例，所以讓人感覺到耳目一新。

精

“精”，體現(xiàn)在《叢刊》版本的選擇上，好中求好、精益求精。王逸《章句》、洪興祖《補注》、朱熹《集注》等著作，明代以后版刻甚多。選用何種刻本，均宜慎重、斟酌。如《章句》自明正德至民國之間，海內(nèi)外大約有30種不同的刻本，其間有承傳、因襲關(guān)系，但是必須花費時間逐本對勘，這樣才能發(fā)現(xiàn)其彼此間的差異所在，而后斷其優(yōu)劣。《叢刊》選用《章句》有11種不同時期的刻本，是經(jīng)過仔細對勘以后確定下來的。其中明正德本、隆慶本為人所罕見的善本、珍本，楚辭名家朱季海先生當年撰寫《楚辭解故》，稱“無由得致”，以沒見此本而深感遺憾。《叢刊》輯集了《楚辭》白文7種。此類文獻素為學(xué)人所忽略，當作書法作品看待。如初唐歐陽詢碑帖《離騷》、《九歌》，米芾書卷《離騷》、《九歌》，都是唐、宋時期《楚辭》寫本，對于校勘傳世《楚辭》文本，極有參考價值。歐陽氏、米氏抄寫《九歌》均無《國殤》、《禮魂》二篇，是其所依據(jù)舊本的《九歌》原貌。明人黃維章說《國殤》、《禮魂》本不在《九歌》之內(nèi)，以無文獻證據(jù)，后人多置之不信。歐陽氏、米氏的書法，為其說提供了有力的佐征。《叢刊》輯錄了宋刻本7種、明刻本37種、稿鈔校本55種，有100多種珍稀文獻系首次刊布，其中不乏舉世罕見善本、孤本及明清名人圈點的批校本，如輯自日本的17種古籍、輯自美國哈佛大學(xué)燕京圖書館的稿本，都是難得稀見的珍本，也是首次公布。其版本之“精”，于此可見。

全

“全”，是指《叢刊》對古今注本的征輯，務(wù)求其“全”。《叢刊》對《楚辭》注本的征輯，廣泛征求，小大不捐，求其完備齊全。《叢刊》匯輯了各個歷史時期的注本、稿本、排印本、批注本等，如，清鄭武《屈子離騷論文》刻本，藏于江西省吉安市圖書館；清顏錫名《屈子求志》抄本，藏于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清彭遹孫批校妙觀齋《楚辭章句》明刻本，藏于寧波天一閣博物館。這些都是國內(nèi)外獨一無二的孤本，我們不惜一切代價，想盡一切辦法，最終都如愿以償，輯錄進來。《叢刊》該輯錄的書，基本上已齊備。全書207種，可謂一網(wǎng)掃盡，超過了以往任何一種《楚辭》類的叢書，是至今最齊全、規(guī)模最大的《楚辭》文獻叢書。

深

“深”，則體現(xiàn)于《述要》一書。《述要》對入選著作，詳細評述，著作的底本來源、注釋的因承等，均作翔實考證、評述。且別白是非，有真知灼見，切忌人云亦云，拾人牙慧，體現(xiàn)其研究的深度、廣度。對《楚辭》研究者來說，《述要》是重要的參考依據(jù)，尤其對初涉《楚辭》的讀者來說，則為其導(dǎo)夫先路。

《述要》在“章句”、“補注”、“文選”及“集注”四大系列之前，均有“總論”，詳述其版本源淵、結(jié)構(gòu)及其優(yōu)劣。對《章句》明正德以下11個明、清刻本，逐字、逐篇、逐本對勘，指出雖同一祖本，而各有差別，并列出了近1000多條異文，指出造成歧異的原因，或者據(jù)洪氏《補注》本改，或者據(jù)《文選》本改，或者據(jù)朱子《集注》改。其列舉大量事例，清理其間先后因襲的軌跡，使學(xué)者不至于執(zhí)于一偏而忽略其間異同，而不加區(qū)別一概誤作是單行《章句》本。又經(jīng)稽考、研究，指出匯輯《楚辭》者是東漢王逸，而非西漢劉向，其所為《章句》本為十一卷，依《楚辭釋文目錄》，止于王褒《九懷》，而非十六卷或十七卷。《章句》十七卷，乃成于五代時期，在唐代以前也只有十六卷本。《七諫》、《哀時命》、《九嘆》、《惜誓》、《大招》五篇，注釋體例與前十一卷迥異，序及注皆非王逸所作。但是這五篇，從用語習(xí)慣，確出于漢人之手，而作者已不可考。《九思》一篇竟然出現(xiàn)南朝間的口語，當非漢人所注。在考辨過程中，始終以文獻材料為依據(jù)，有多少材料說多少話，絕不作無根臆測。《補注》所載王逸《章句》，與單行《章句》文字異同甚多，達4700多條，絕非同一藍本。異文直接關(guān)系到對于屈原作品的準確理解。如屈原《惜誦》“又眾兆之所讎”，王逸注：“交怨曰讎。”這個“交”字，《補注》明刊翻刻宋本、汲古閣本、寶翰樓本作“父”，是正確的，“交”是錯別字。仇、讎是同義詞，在程度上有區(qū)別，一般的怨仇稱“仇”，不共戴天的怨仇稱“讎”。在先秦之世，沒有比父母被殺的怨仇更嚴重了，所以“父怨曰讎”。由此發(fā)掘、深挖下去，伍子胥借吳國的兵以復(fù)父讎，不僅攻下郢都，連仇家楚平王的墳?zāi)挂脖煌陂_，且鞭尸三百。這個顛覆楚國的舉動，楚國人并沒有譴責(zé)他，屈原也在作品中贊揚伍子胥，是符合當時“忠”與“孝”的倫理，不能用秦漢以后的倫理標準來看待，更不能因為贊揚了伍子胥而否定屈原對《涉江》、《惜往日》、《悲回風(fēng)》三篇作品的著作權(quán)。對于名家的圈點、斷句，用中華書局的標點本對照，發(fā)現(xiàn)中華標點本諸多斷句錯誤。如清譚獻批點金陵本、日本柳啓美批點日本翻刻寶翰樓本在斷句標點方面均有參考價值，可以糾正中華本的標點錯誤或校勘錯誤。《述要》逐條列舉，詳加考證、分析，希望今天的《楚辭》研究者充分關(guān)注前人這方面的成果。

《述要》對于明、清以后的130余種《楚辭》注本，稽考作者的著書動因、底本出處、注釋承傳、是非得失及其文獻價值所在，均作系統(tǒng)評述。無論從宏觀，抑或微觀，實事求是，客觀公允，且對前賢疏誤，多所駁正。如，對明人汪瑗《楚辭集解》的評價，肯定其超越前代的成績。訓(xùn)釋《離騷》“敗績”為“車覆”，“康娛”是并列復(fù)合詞，而非太康之類，均屬汪氏前所未有的創(chuàng)獲。指出后人將此類創(chuàng)新，委屬于清代戴震《屈原賦注》，是不公正的。又如清代黃思彤人品低下，鴉片戰(zhàn)爭時期，曾充當給英夷引路的角色，是近代史上為人不齒的漢奸。而他所作的《離騷分段約說》，能緊密結(jié)合司馬遷《屈原列傳》，劃分《離騷》十七段，闡發(fā)屈原意旨，別具一格，饒有新意。尤其對“求帝”、“求女”二節(jié)的解釋，一歸之于“國無人”，使一篇前后呼應(yīng)，渾然成為一體，讓人耳目一新。則不可因其人而廢其說，故而破例收錄其書，并作實事求是的評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