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與中國邊疆穩定和發展研究”首席專家、中國社科院研究員

絲綢之路的形成和發展

絲綢之路是連接亞歐非三大洲之間的古代文明之路，其形成經歷了一個比較漫長的過程，具有內在的歷史動因。

其一，絲綢之路的誕生，順應了東西方商貿往來的現實需求。從考古資料上看，遠至公元前6世紀至公元前5世紀，希臘已經傳入來自中國的絲綢等物品。歐洲、中亞和我國中原地區的經貿往來推動了絲綢之路的形成。

其二，在中亞和歐洲方向先后出現的兩大帝國，為打通東西方之路奠定了基礎。公元前6世紀中期，波斯帝國崛起，經過一系列戰爭成為橫跨亞歐非三大洲的龐大帝國，奠定了東西方進一步交流的基礎。公元前334年，亞歷山大東征，滅掉波斯阿赫門王朝之后，希臘將中亞地區納入自己的統治范圍。隨著亞歷山大東征，大量希臘人和馬其頓人遷到東方，大大促進了古代歐洲和中亞同我國中原地區的經貿和文化交流。

其三，漢朝出于軍事戰略需要，迫切希望與西域大月氏等國建立聯盟以“斷匈奴右臂”，客觀上正式開辟了古代絲綢之路。公元前138年，漢武帝派遣張騫作為使者出使西域，意圖說服大月氏與西漢一起攻打匈奴，結果張騫沒有完成這一戰略任務，卻無意中開辟了通向西域的通道，被司馬遷評價為“鑿空”之行。

自西漢張騫“鑿空”西域之后，絲綢之路便成為東西方交流的多用途大通道。但西漢末年，絲綢之路因受匈奴襲擾經常中斷。東漢時期（公元73年），班超經過艱苦努力再次打通西域。公元97年，甘英受班超派遣出使大秦（羅馬帝國），抵條支和安息諸國，抵達安息西界的西海（今波斯灣）沿岸，成為史書所載第一個到達波斯灣的中國人。他雖然未能到達羅馬帝國，但自此羅馬帝國商人卻順著這條絲綢之路來到東漢首都洛陽，標志著絲綢之路在真正意義上貫通，成為歐亞大陸便捷的經濟和文化交流通道。

古代絲綢之路，從時間上看，跨越2000多年，歷經中國歷史先秦、漢唐、宋元、明清4個時期。從地理類型來看，包括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陸上絲綢之路依據地理狀況又分為“草原絲綢之路”“沙漠絲綢之路”等；依據商品類型分為“皮毛之路”“玉石之路”“珠寶之路”和“香料之路”等。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將這條古代商路稱為“絲綢之路”，逐漸被后來的史學家所接受，從而將溝通中西方的商路統稱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起于秦漢，明初達到繁榮階段，明中葉因海禁而衰落。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由中國沿海港出發通向三個不同的方向：一至朝鮮半島和日本，二至東南亞諸國，三經南亞、阿拉伯至東非沿海諸國。

絲綢之路的作用和影響

絲綢之路是古代東西方商貿往來的重要通道。中國傳入西方的主要商品有絲綢、茶葉、瓷器、漆器等；西方傳入中國的主要有胡麻、胡桃、胡蘿卜、胡瓜、葡萄、石榴、琥珀等。在阿赫門王朝時期，伊朗已經與中國通過絲綢之路進行貿易往來，除了進口絲綢產品外還進口生絲，然后采用薩珊傳統的紡織方式進行再加工，從考古資料上看，薩珊王朝的絲織品圖案十分精美，深刻地影響了拜占庭和中亞。在中亞，索格底亞那的商人也十分精通絲綢之路的貿易活動。早在4世紀，中國長安等一些城市就大量集聚著來自索格底亞那的商人。

絲綢之路是古代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紐帶。我國古代的“四大發明”通過古代絲綢之路，在歐洲近代文明產生之前陸續傳入西方，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必要前提。在3-8世紀中亞地區形成了一些重要的藝術中心，其作品受到希臘和羅馬文化與藝術影響，而薩珊王朝的城市建筑具有東西方文化兼容的特點。西域文化對唐朝也產生了很大影響，如，中原地區開始逐漸接受龜茲音樂和舞蹈。明代鄭和七下西洋則傳播了中國文化，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與南亞、西亞、歐洲和北非進行經濟和文化交流。

絲綢之路促進了多種宗教的傳播和交流。佛教、瑣羅亞斯德教、基督教、摩尼教和道教都曾在絲綢之路沿線地區進行傳播。法顯法師于公元399年經西域進入天竺（印度），隨后由海路經師子國（斯里蘭卡），再經耶婆提（印度尼西亞）回國，他途經陸海兩條絲綢之路，為文化交流作出了貢獻。唐玄奘西天取經，推動了唐朝與西域和印度的交流。在貴霜帝國時期，佛教對中亞地區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同時也與中亞當地的傳統文化相融合。隨著阿拉伯帝國的崛起，伊斯蘭教逐步向東擴大影響。時至今日，中亞地區和我國新疆仍保留著一些宗教文化的歷史遺存。

古代絲綢之路對當代的啟示

第一，古代絲綢之路具有豐厚的歷史價值和文化價值，它昭示了古代歐亞之間文明交融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揭示了歐亞不同文明之間交流的歷史軌跡和歷史規律。當今歐亞各國應深入挖掘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文化價值，弘揚古代絲綢之路所凝聚而成的交流、融合、合作和共贏的基本價值，讓21世紀歐亞空間的文明對話更加順暢、更加便利。

第二，古代中國處于陸、海絲綢之路的東方端點，是絲綢之路的“鑿空”之國，為歐亞文明的交流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現在中國提出構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倡議，展示了中國對歐亞空間進行深度交流與合作的開闊情懷，顯示了正在崛起的中國對歐亞戰略空間發展與合作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具有豐厚的歷史積淀性和延續性，而這種歷史積淀性和延續性又進一步證明了中國提出新絲綢之路戰略的歷史邏輯性。

第三，人類進入21世紀，迫切需要歐亞空間的深度整合與合作，迫切需要構建新的絲綢之路。冷戰結束后，在歐亞大陸戰略空間構建新絲綢之路的倡議屢次被多國所提及。比如，吉爾吉斯斯坦等中亞國家多次提出復興偉大的絲綢之路；俄羅斯近些年來屢次提出建立歐亞統一空間的設想；美國也不失時機地提出在中亞地區構建“新絲綢之路”的戰略。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與國際社會的共贏合作已經站在新的起點，此時提出“一帶一路”戰略，目的是與歐亞空間進一步共享合作，構建利益共同體。

第四，烏克蘭危機表明歐亞空間并不太平，很多問題需要在國際層面加以溝通和合作才能得到解決，而解決和平與發展問題就需要有與之相適應的戰略和思想。在歐亞大的新合作空間內，烏克蘭就不必為“東倒西歪”的戰略選擇而蹙眉，因為這個新合作空間足夠容納歐亞大陸所有國家的合作愿望，能夠體現出歐亞大陸所有國家的共同利益訴求。

第五，正如古代絲綢之路的繁榮不是靠強制命令一樣，現代絲綢之路的構建也需要合作精神。中國是“一帶一路”的發起國和倡導國，但不可能是唯一的推動國和完成國，該構想的實現需要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共同努力和合作。21世紀的高鐵技術和信息技術為新絲綢之路的構建提供了有力的技術支撐，而現在需要的恰恰是合作共贏的精神和利益互享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