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們面臨會遭到背叛的風險時，他們大腦中的負面情緒就會顯著增加，并且表現出試圖規避這種風險的傾向。

《論語·顏淵》中子貢問孔子如何治理國家，孔子答到“民無信不立”。雖然這里說的是國家需要取得老百姓的信任才能長治久安，但后來這句話也被擴展到“人無信不立”，即一個人如果沒有誠信便無法在社會上立足。人類是社會群居動物這個天然屬性決定了人與人之間必須建立必要的信任，才能相互合作獲得合作剩余，提高生產效率，才能發展出燦爛的人類文明。但是這種帶來合作的信任卻存在著致命的弱點，誠信在背叛面前往往變得不堪一擊。美國劇作家田納西·威廉斯 （TennesseeWiliams）這樣描述由背叛帶來的特殊成本：“我們必須不信任彼此，這是我們應對背叛的唯一防范方法�！�

在前工業社會里，沒有四通八達的交通工具，沒有高度發展的通訊手段，更沒有進入千家萬戶的虛擬網絡。在那些“鴻雁傳書”的年代里，大部分人的大部分時間往往都待在自己的出生地。“熟人社會”中的個人名譽、民俗鄉規、社會輿論和社會規范等約束能夠非常有效地規避背叛的風險。而選擇背叛的人將會遭受到巨大損失，如受到社會懲罰。最嚴酷的懲罰不是體罰，而是驅逐（一種在原始社會就廣泛存在的懲罰方式），這大大增加那些選擇背叛的人的風險。驅逐就意味著死亡，正如我們孤身來到毫無人煙的荒野之地能夠體會到的那種孤苦無助的深深絕望。但是在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里，在這個另類的鄰里之間都可能“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網絡時代，各種高科技的發展使得人與人之間的合作能夠帶來更高的效率，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但前提是我們不得不信任陌生人。雖然現代社會發展出了聲譽代償機制如有合同契約、資產擔保等約束雙方的行為，有法院進行判決，有監獄進行懲罰，但仍然無法完全解決欺騙和背叛的問題。如果人類總是趨利避害的，那么我們不禁要問：在人類幾百萬年的歷史中是否已經進化出了一種背叛規避來減少這種風險呢？這種背叛規避是否有著特殊的神經生理學基礎？

人們普遍存在背叛規避

實驗經濟學似乎可以給出部分答案。當然在實驗經濟學中所講的信任和背叛概念是對現實生活的一種簡化，并不完全等同。信任指的是針對陌生人的沒有承諾的一種純粹的信任，而背叛也是在自己沒有任何承諾的前提下做出的對己有利的行為（當然這會減少對方的收益）。2004年，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的艾麗斯·博納特（IrisBonhet）在其行為實驗中就發現人們普遍存在著背叛規避來減少被人欺騙的風險。實驗中的信任博弈簡述如下：作為信任者的被試首先選擇信任對方或者不信任對方。如果選擇不信任對方，那么該實驗結束，雙方各得到10的報酬。如果選擇信任對方，則由對方（被信任者）進行選擇。被信任者如果選擇合作，則雙方獲得15的報酬；如果被信任者選擇背叛，則信任者獲得8，而選擇背叛的被信任者可以獲得22的報酬。另外一個自然實驗則和信任博弈實驗類似，唯一不同的是信任者此時選擇相信的就不是活生生的人了，而是選擇是否進行一個有著固定概率的賭博。在博納特的實驗中，設計了一個最低可接受概率作為變量，即實驗員會詢問作為信任者的被試，當他對面的可信任者有著多少概率的可能性會選擇合作時，他才會選擇信任。這些被試需要輸入他們愿意信任對方的最低的概率MAP（mini－mumacceptedprobability）。而在自然實驗中，類似的，博納特也要求作為信任者的被試輸入一個他們愿意選擇信任電腦的最低的可以獲得15的概率。結果發現自然實驗中的MAP值要顯著小于信任博弈中的MAP值，這也就意味著人們普遍存在著背叛規避，寧愿相信電腦也不愿相信人。她將這種背叛規避解釋為：如果人們在風險投資實驗（類似于博彩的實驗）中失敗，只會覺得是自己運氣太差而已；如果人們在信任博弈中選擇信任對方而遭受了損失，就有非常強烈的被人所背叛的感覺，這種感覺總是讓人難以接受。

背叛規避有腦神經科學上的證據支持

美國貝勒大學的賈森·阿莫尼（JasonAimone）等2014年3月發表在 《英國皇家院刊》（ProceedingsoftheRoyalSociety）上的《背叛規避的腦神經特征：一個對于信任的功能核磁共振研究》（NeuralSignaturesofBetrayalAversion:anfMRIStudyofTrust），進一步發現了背叛規避在腦神經科學上的證據。阿莫尼的實驗設計中同樣是被試可以選擇和電腦博弈或者跟另外一名被試博弈，博弈中不同選擇得到的收益情況和博納特的實驗類似。不過阿莫尼的實驗相比博納特實驗的創新之處在于以下幾點：首先是在跟電腦博弈的實驗局中，作為信任者的被試仍然是在跟一個活生生的人在博弈（被試知道這一點）。如果他選擇不信任，那么仍然是各得10；如果他選擇信任，他的收益是由電腦決定的，對方的收益由對方的選擇決定，也就是說他們的決策是各自獨立的。這樣就會消除利他主義因素或者不公平厭惡等偏好的干擾 （如信任者可能會顧慮說因為自己的決策導致對方最后拿的錢少了，或者說因為自己決策導致雙方拿的錢差距很大等情況的干擾）。而這種設計的好處是，電腦博弈實驗局和信任博弈實驗局中都是面對活生生的人，那么就排除了其他一些學者提出的如下質疑：這種差異可能僅僅是因為一個是面對活生生的人，一個是面對冷冰冰的電腦引起的，而和人們是否真的害怕被背叛無關。其次是電腦博弈實驗局中，作為信任者的收益由電腦決定，而該決定過程是這樣的：將所有被信任者決策的數據放到一個集合里，從中隨機抽取一個決策，按照這個決策進行分配；因此不是直接由他此刻面對的被信任者所決定的。這樣就使得不同實驗局之間各種變量參數盡量保持一致。最后是在電腦博弈實驗局中，作為信任者的被試是不知道對方到底選擇了合作或背叛，這樣對方到底有沒有背叛被試根本就不知道，也就沒有擔心遭到背叛這一說；在與其對照的信任博弈實驗局中則顯然存在遭到他人背叛的風險，因此被試會試圖規避這種風險。

實驗結果顯示，當不存在背叛的可能時，被試選擇“信任”的概率就顯著增加了。實驗中會對被試大腦進行功能核磁共振掃描其腦部活動，通過對比其血氧濃度的變化可以發現：將人們選擇信任時和選擇不信任時的大腦掃描相比較，信任時其右側前島葉皮層 （rightanteriorinsularcortex）和前扣帶回中部 （mid-anteriorcingu－late）被顯著激活（見圖1）。人們這種對于背叛的規避會激活右側前島葉皮層（rightanteriorinsularcortex）、內側額葉皮層（medialfrontalcortex）和右背側前額葉皮層 （rightdorsolateralprefrontalcortex）（前者常常被發現是和負面情緒的升高有關，而后兩者在之前的研究中被發現是和人們的情緒調節有關）。這意味著當人們面臨會遭到背叛的風險時，他們大腦中的負面情緒就會顯著增加，并且表現出試圖規避這種風險的傾向（見圖2）。為了進一步證明該結論，作者根據被試在兩個實驗局中的差異是否顯著將數據分為兩類：差異顯著的被試被歸為背叛規避型（更相信電腦），差異不顯著的歸為非背叛規避型 （相信人還是相信電腦無差異）。之后的數據分析也顯示，背叛規避型的被試和非背叛規避型相比，當他們在信任博弈實驗局中時，選擇信任時腦島葉皮質也會顯著激活。

這些實驗結果證明了之前博納特的假設：當人們知道自己被人欺騙時，當人們遭受到背叛時，他們會產生一種負面情緒，而對于這種負面情緒的規避導致人們更加不愿意選擇信任。阿莫尼的實驗在討論和驗證人們的背叛規避有著怎樣的腦神經基礎這個問題上又邁出了一步。為了解決合作、信任和背叛的問題，阿莫尼的實驗似乎預示著優化制度設計有著積極作用，例如人們愿意避免直接知道自己遭受了欺騙和背叛的信息。這也能解釋為什么客觀的、制度化的中間調解機構在全球如此普遍。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我們相信最終可以通過結合行為經濟學和腦神經科學的研究成果弄清楚人們背叛規避背后的奧秘。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關于新興經濟學理論創新的綜合研究”（13AZD061）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浙江大學跨學科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圖1：與選擇不信任相比，人們選擇信任時其前扣帶回中部（左圖）和右側前島葉皮層（右圖）被顯著激活。

圖2：選擇不信任時，兩個實驗組無顯著差異；選擇信任時，信任博弈組比電腦博弈組的腦島激活更明顯。

圖片來源：JasonA.Aimoneetal.,“NeuralSignaturesofBetrayalAversion:anfMRIStudyofTrust,”ProceedingsoftheRoyalSocietyB:BiologicalSciences,vol.281,no.1782,2014.圖1圖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