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中國任何時期的科幻小說相比，當下的科幻小說讀起來都要沉重得多，卻也深刻得多，雖然少了激情和理想，充滿著焦慮和不安，但均體現出以人為本的基本理念。

近幾年中國的科幻小說普遍表現出一種科學焦慮。例如，在劉慈欣的《三體》中，更先進的三體星球文明的存在并不是要引領地球文明，而是要將地球文明毀滅，并占領地球。在王晉康的《蟻生》中，秩序井然、人人爭奉獻的大公無私的社會卻造成了人群的最大悲劇。在韓松的《地鐵》、《高鐵》中，科技進步成為裝載著人群在地下墳場和高空墳場穿行的蛇形動物，擠壓在一起的人群已意念出竅、形同鬼魅。在這些科幻小說中，科學不再是建立人類幸福的“烏托邦”，而是給予人類災難的“惡托邦”。

科學焦慮：對科技的盲目追求導致人類的危機

這一科學焦慮某種程度上傳達出對人類自身的信心。劉慈欣的《三體》表現出如下信念：盡管當下的人類充滿著邪惡、相互殘斗，但在宇宙中人類還是最善良的物種；盡管當下的人類文明比不上外星文明，但在宇宙中人類還是最有智慧的物種；盡管人類在外星人的進攻下手足無措，不斷退讓，但在最后的爭斗中，勝利者一定是人類。宇宙可以天翻地覆，各種星球可以爭相稱霸，但地球一定是永遠的宇宙中心。王晉康的小說則認為，人類的發展有其階段性，任何超越客觀階段的發展都是悲劇。例如，人人都想長生不老，以各種方式延年益壽，但當人真的能長生不老，所面對的卻是難以忍受的孤獨。《生死之約》中的蕭水寒活了170歲，最后自絕生命，還將長生不老的秘方永遠地帶走，理由是：如果人人都長生不老，“世界要為此而顛覆了，人類社會的秩序要崩潰了。誰不想長生不老？什么樣的人才有資格得到這個特權？如果全人類都長生不老，后來者怎么辦？一個在組成成員上恒定不變的文明會不會從此停滯？”韓松的小說也傳達出類似思考：人類不斷創建物質文明，目的是要提高生活質量，但物質文明的提升卻是以消減精神愉悅為代價。

既然科技的發展并不能給人類帶來幸福，那么人們會不會放棄這樣的追求呢？中國科幻小說作家的答案是否定的，并由此產生了第二重的科學焦慮。中國的科幻小說用科幻思維印證了哲學家、社會學家的這一推斷：人類最后的毀滅是因為人類自己。在科幻小說作家看來，人類永遠不會放棄對科學技術的追求，因為這是人的本能。星河的 《決斗在網絡》寫的是“我”與電腦病毒的決斗，而電腦病毒是人類自己造出來的，“我們相信，今天人類體內某些DNA的一部分就有來自病毒的可能”。根據這一推理，“我”就是一個電腦病毒。小說中的“我”與病毒決斗，也就是自己與自己決斗。理想、探索、創造，并如此循環往復，這是人的本能，它推動人類前行，創造了人類世界的文明和繁榮，但也將人類推向終結。

應如何解決這些問題？中國的科幻小說作家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劉慈欣提出了“宇宙道德說”：外星球不是人類的前行者和引導者，而是人類的競爭者和毀滅者。為了解決星球間的爭斗，為了宇宙的安寧，就必須制訂共同遵守的規則，即宇宙道德。“就像在體育場的最后一排看足球，球員本身的復雜技術動作已經被距離隱去，球場上出現的只是有二十三個點構成不斷變化的矩陣 （有一個特殊的點是球，球類運動中只有足球賽呈現出如此清晰的數學結構，這也可能是這門運動的魅力之一）”，變化、穿梭、競爭、奪取勝利、身心愉悅、和諧交融，而這一切都是在雙方承認的游戲規則中進行的。王晉康提出的解決辦法是停止無休止的探索，讓一切回歸自然。《生命之歌》中的那個機器人元元與其制造者孔昭仁教授親同父子，但當孔教授覺察到元元的險惡用心，意識到自己科學探索的危險性時，雖然痛苦，但毅然地中斷研究，切斷元元的程序。韓松則不相信宇宙道德的存在，也不相信人的科學探索的本能沖動會停止，他認為人類只能在不斷探索、創新、折磨的循環中將自己推到終點。《高鐵》中，在高鐵中尋妻的周原從一個老頭那里接受了從高鐵觀察社會的傳承的任務，算是新一代人生觀察者，有意味的是，他又將觀察社會的任務傳承給了兒子周鐵生，更新的一代人生觀察者誕生了。人類的科學探索就是這樣無休止地傳承下去，但是看到的都是鬼蜮噩夢。

科幻小說的任務：思考現實問題

中國當下的科幻小說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科學焦慮，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世界科幻小說發展趨勢的推動。世界科幻小說自20世紀30年代“反烏托邦”之后，出現了40年代的太空歌劇、六七十年代的新浪潮、80年代的賽博朋克等創作波段。無論哪種波段，均將科技發展看作人類發展的負能量，以這樣的價值取向創作的科幻小說，幾乎都將科技的發展看成人類的災難。可以說，中國當下科幻小說的科學焦慮是世界科幻小說創作取向的中國延伸。

二是對中國現實狀態的焦慮。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生存環境越來越科技化，但同時出現一些緊迫的問題，如嚴重的污染、頻發的災害等。科學焦慮就是現實生活的焦慮，是對中國現實狀態的焦慮。

三是中國科幻小說作家創作思維的變革。中國科幻小說的創作一直處于理想化狀態，兩大主題非常明確：一是“科技強國”，清末民初以及20世紀80年代的科幻小說幾乎都是這一主題的演繹；二是“知識教育”，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科幻小說幾乎是科學知識的課教本。而當下中國科幻小說作家并不認可這兩大主題。韓松說：“我們現在其實是太歡樂了，至少在我的成長歲月里，那些偶像般的作家們，并沒有把中國最深的痛，她心靈的巨大裂隙，并及她對抗荒謬的掙扎，乃至她蘇醒過來并繁榮之后，仍然面臨的未來的不確定性，以及她深處的危機，在世界的重重包圍中的慘烈突圍，還有她的兒女們游蕩不定的靈魂，等等這些，更加真實地還原出來。”科幻小說的任務不再是傳播歡樂，而應是思考現實問題。這一觀點在當下中國科幻小說作家中具有代表性。

與中國任何時期的科幻小說相比，當下的科幻小說讀起來都要沉重得多，卻也深刻得多，雖然少了激情和理想，充滿著焦慮和不安，但均體現出以人為本的基本理念。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中國現代通俗文學評估價值體系建構與文獻資料整理研究”（12BZW107）、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 “百年中國通俗文學價值評估、閱讀調查及資料庫建設”（13&ZD120）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