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韻公的人生軌跡有很多“意想不到”，但他卻在每一次“意想不到”的轉變中不斷譜寫人生的華章，創造一連串的驚奇。

　　1978年，從小懷揣記者夢的尹韻公告別“窮得一塌糊涂”的四川涼山，以四川文科第一名的成績考取了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人大求學10年，他成為人大第一個由選舉產生的研究生會主席，撰寫了轟動學界的博士論文，還找到了相濡以沫的妻子。“別人說我這是政治文明、物質文明、精神文明三手齊抓共贏。”尹韻公笑著說。

　　博士畢業后，立志做記者的尹韻公卻意外“下海”。他笑稱自己“下的不是商海，而是中南海。”天資聰慧的尹韻公在“海中”如魚得水，撰寫多篇報告為國家爭得了榮譽。1995年，不到39歲的尹韻公已然是國務院最年輕的副局級干部之一，前途一片光明。

　　然而，命運此時又跟他開了個“玩笑”，1997年，尹韻公被中國社科院新聞所原所長喻權域“連蒙帶騙”地調入社科院。既然工作需要，尹韻公選擇了“既來之，則靜心修之”。

　　中南海9年的工作經歷，培養了他的大局意識、國家意識和奉獻精神。“搞研究必須從大局出發，從國家利益出發，一定要有利于國家的穩定和發展。”尹韻公提高了語調，嚴肅地強調。在社科院工作期間，尹韻公的學術研究又迎來了“黃金期”。“和其他一切相比，學術研究的生命是更長久的。人總會有得有失，就看如何取舍了。”

　　無論是大三時期在30多萬字讀書筆記的基礎上，大膽否定赤壁大戰論的觀點，提出震驚史學界的“赤壁小戰論”，還是撰寫轟動學界的博士論文，實現了中國新聞史研究的重大突破，抑或是重新評價范長江西北采訪，還歷史以真相，尹韻公一貫秉承“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研究風格。難能可貴的是，他并不“感情用事、粉飾太平”。回顧自己的學術生涯，尹韻公坦言：“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都契合旨趣，有些也是應景之作，但這也是工作職責需要，是工作的一部分。”

　　在求學治史的道路上，尹韻公常懷感恩之心。恩師方漢奇和山東大學歷史系教授王仲犖獎掖后學不遺余力的品格對他影響至深。推己及人，尹韻公發掘了一大批青年學者，竭盡全力為學生創造更好的發展空間。他強調：“我不怕我的學生挑戰我，希望他們能超過我。”（光明網記者 蔣正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