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致治：歷史學的生命力在于關聯現實

“過去史學研究者大多重視學術研究，忽視社會普及。有的普及作品不科學、不嚴肅，戲說成分大，誤導了讀者。”蕭致治認為，這種狀況應該盡快改變。歷史研究者必須想方設法將史學著作寫得通俗易懂，兼顧科學性和可讀性，讓廣大群眾喜讀、想讀，使讀史成為一種享受。 本報記者 明海英/攝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蕭致治主要從事鴉片戰爭研究和黃興研究等。在蕭致治家的客廳里，他一邊回憶、講述，一邊有條不紊地遞來相應的書刊、文件。他85歲高齡，對60年前的事情記憶依然清晰，訴說著往昔學術研究的酸甜苦辣。

兒時啟蒙 與歷史結緣

提及研究之路，蕭致治先賣了個關子，“我小時候非常頑皮、不愛讀書。后來最感興趣的是數學。”

面對記者的疑惑，蕭致治笑著娓娓道來。他自小備受父母寵愛，年幼時貪玩淘氣。但十歲左右那年，因家境貧寒，之前定下的親事遭女方家反悔。此后，稍明事理的蕭致治暗自發誓，一定要發奮，不能被人瞧不起！

下定決心后，蕭致治開始讀私塾，《幼學瓊林》便是他的啟蒙讀物之一，他對歷史的興趣由此開始。

到了中小學時代，蕭致治的數學成績一直名列前茅，他也希望在自然科學領域大顯身手。1956年，黨和國家號召向科學進軍，已從事社會工作多年的蕭致治準備參加高考，考慮到數學已有所荒廢，便報考了中山大學的歷史專業，并被錄取，從此與歷史結下不解之緣。

“其實，不是我選擇了歷史，是歷史選擇了我。”蕭致治說。

20年磨出《鴉片戰爭史》

1960年，蕭致治本科畢業后分配到武漢大學，作為姚薇元教授的助教進行鴉片戰爭與中國近代史研究。

“當時研究困難很多、也很大。”提及研究之初的困難，蕭致治說，首先迫切需要了解國內外研究現狀。但當時國外著作只是“陸陸續續聽說”，基本上見不到。其次，鴉片戰爭前的歷史的系統梳理幾乎是空白。再次，想要有所創新，必須開展相關重點、難點問題研究。

20世紀70年代末，蕭致治與姚薇元制定了撰寫全面分析鴉片戰爭前后經濟、社會、文化、思想領域深刻變化的鴉片戰爭史的計劃。1982年，有出版社跟他們預約該專著，并希望三年內出版。他們因時間倉促拒絕了，認為研究要經得起歷史的考驗，就必須扎扎實實打好基礎，廣泛收集相關資料后再著手撰寫。不幸的是，工作才剛剛開展，姚薇元先生就一病不起，并于1985年辭世。為完成先生遺愿，蕭致治帶領學生繼續在該領域鉆研。

十年磨一劍，《鴉片戰爭史》最終于1996年出版。如果追溯到1978年開始計劃、籌備，該書從準備到出版耗時近20年。不過，在前期的研究、資料收集過程中，蕭致治和學生們也產出了一系列“副產品”，出版了八九本相關專著。如，為了解國外研究現狀，他們翻譯了美國、日本等多個國家的代表作，出版了 《林欽差與鴉片戰爭》、《外國學者論鴉片戰爭與林則徐》等。為全面把握鴉片戰爭前的歷史，在扎實的史料收集基礎上，他們于1986年出版了 《鴉片戰爭前中西關系紀事》，該著填補了鴉片戰爭前300多年中西關系系統研究的空白。

史學著作需兼具科學性和可讀性

退休后，蕭致治依然以飽滿的熱情繼續他的歷史研究。他主要的獲獎著作，多是60歲以后出版的，一半以上的研究成果是退休后完成的。

近60年的歷史研究生涯，蕭致治感慨頗多。“從本質上說，歷史與現實是息息相關的。歷史是過去的現實，現實是未來的歷史。人類每個時段的社會實踐，無不需要借鑒有關的歷史經驗。”蕭致治說，歷史是一門包容廣泛的學科，可以從多個側面尋找與現實的結合點。歷史學的生命力就在于與現實的關聯，為現實提供各種各樣的經驗。

談到歷史研究如何才能變成社會大眾的精神食糧，蕭致治認為，必須沖出學術研究的小圈子，向廣大群眾普及歷史知識。“過去史學研究者大多重視學術研究，忽視社會普及。有的普及作品不科學、不嚴肅，戲說成分大，誤導了讀者。”蕭致治認為，這種狀況應該盡快改變。歷史研究者必須想方設法將史學著作寫得通俗易懂，兼顧科學性和可讀性，讓廣大群眾喜讀、想讀，使讀史成為一種享受。（本報記者 明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