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提出了“絲綢之路”這一名稱，意指以絲綢為主要貿易內容的中西方商路和交通線路。這一巨大紐帶，連接并帶動了中西方文化、經濟、政治、哲學、宗教、藝術等領域的交流與互動，促進了世界文明的發展與繁榮。

古代中國通往海外和西方的絲綢之路有四條：南方絲綢之路、北方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和草原絲綢之路，把中國與世界文明聯系起來。

從四川成都經云南至緬甸、印度并進一步通往中亞、西亞和歐洲地中海地區的“蜀身毒道”，是歷史文獻所記載的最早的中西交通線路，也是富于盛名的“南方絲綢之路”的西線。南方絲綢之路的中線為從四川經云南到越南和中南半島的交通線，歷史文獻記載為“步頭道”和“進桑道”。南方絲綢之路的東線為從四川經貴州、廣西、廣東至南海的“牂牁道”，或稱為“夜郎道”。南方絲綢之路早在商代已開通，古代中國在西南方向與外部世界的聯系和交流是經由南方絲綢之路進行的，它是古代中國西南地區同東南亞、南亞、中亞、西亞以至歐洲地中海地區文明交流互動的重要載體。

南方絲綢之路的開通

中國是絲綢的原產地，早在商周時期絲綢織造就已達到相當水平，四川是中國絲綢的主要原產地，絲綢織錦自古稱奇。西漢揚雄《蜀都賦》曾稱頌，蜀錦鮮艷華麗，品種繁多，發文揚采，轉代無窮。史前時期“蠶神”嫘祖的后代、古蜀王蠶叢在成都平原“教民養蠶”，引發了巴蜀絲綢的興起。到商周時代，成都的絲綢制作已發展到比較成熟的階段。《蜀都賦》稱，蜀地“黃潤細布，一筒數金”，意思是蜀地的絲綢以黃色的品質尤佳。印度考古學家喬希指出，古梵文文獻中印度教大神都喜歡穿中國絲綢，濕婆神尤其喜歡黃色蠶繭的絲織品。這種黃色的絲織品，應該就是揚雄所說的“黃潤細布”。從印度古文獻來看，濕婆神的出現時間至少相當于中國的商代。這說明，至少在商代，中國已經同印度發生了絲綢貿易關系，開通了絲綢之路。

1936年，在阿富汗喀布爾以北考古發掘出許多中國絲綢，這些絲綢有可能是從成都途經云南、緬甸、印度和巴基斯坦運到印巴次大陸，然后轉手到達中亞的。《史記》多次提到“蜀布”等“蜀物”，是張騫在中亞看到的唯一的中國商品。張騫在中亞大夏（今阿富汗）所看見的“蜀布”，其實就是蜀地生產的絲綢，由蜀人商賈長途販運到印度出售，再轉口貿易到中亞、西亞和歐洲地中海地區。

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成都金沙遺址均出土大量來自緬、印的象牙，三星堆遺址還出土數千枚來自印度洋和南海的海貝。這些外來文化因素集結在像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這樣的大型都城和區域中心內，確切說明商代南方絲綢之路已發揮了中國西南與南海地區乃至西方貿易的功能。

南方絲綢之路與南亞文明

季羨林教授的論文《中國蠶絲輸入印度問題的初步研究》及德國雅各比在普魯士科學研究會議報告引公元前320年至公元前315年印度旃陀羅笈多王朝考第亞所著書，說到“支那產絲與紐帶，賈人常販至印度”。公元前4世紀成書的梵文經典《摩訶婆羅多》和公元前2世紀成書的《摩奴法典》等書中有“絲”的記載及支那名稱，學術界認為這些絲織品來自中國四川。

法國漢學家伯希和曾考證，“支那”（Cina）一名，乃是“秦”的對音。實際上，Cina中譯為支那，或脂那、至那等，是古代成都的對音或轉生語，出現年代至遲在公元前4世紀或更早。印度古書里提到“支那產絲和紐帶”，又提到“出產在支那的成捆的絲”，即是指成都出產的絲和絲織品，Cina這個名稱從印度轉播中亞、西亞和歐洲大陸后，又形成其轉生語，如今西文里對中國名稱的稱呼，其來源即與此直接相關。而Cina名稱的西傳，是隨絲綢的西傳進行的。南方絲綢之路上使用的通用貨幣為海貝，反映了南亞文明對中國西南文化的影響。中國西南地區考古出土的海貝、海洋生物雕像、人體裝飾藝術、神樹崇拜，以及象征南亞熱帶叢林文化的大量象牙，都從各個不同的方面證實了中國古代文明與南亞文明的交流關系。

南方絲綢之路與近東和歐洲古代文明

考古學證據表明，中國古代文明經由西南地區與近東文明之間的接觸和交流，在公元前第二個千年的中葉就已存在了，其間文化因素的交流往還，多經由南方絲綢之路進行。四川和云南考古發現的來自西亞的石髓珠和琉璃珠，都證明中國西南與西亞地區的經濟貿易和文化關系早已發生的事實。商代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青銅雕像群和金杖、金面罩，由于上源既不在巴蜀本土，也不在中國其他地區，但卻同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印度等世界古代文明類似文化形式的發展方向符合，風格一致，功能相同，在年代序列上也處于比較晚的位置，因而就有可能是吸收了上述西方文明區域的有關文化因素進行再創作而制成。這意味著早在商代，中國西南地區便發展了與歐洲地中海地區和印度地區的陸上交通。

西方考古資料說明，中國絲綢早在公元前11世紀已傳至埃及，到公元前7世紀至公元前4—5世紀時，中國絲綢已在歐洲流行。希臘雅典kerameikos一處公元前5世紀的公墓里發現了5種不同的中國平紋絲織品，織法與四川絲綢相同。埃及和歐洲考古發現的中國絲綢，與中國考古發現的印度和近東文明的因素，兩者在中西文明交流與互動的發生、發展年代上是完全吻合的。可是如果僅僅根據中國古文獻的記載，至公元前2世紀末漢武帝時，漢王朝才開通西域絲綢之路，遠遠晚于考古發現所真實反映的中國絲綢西傳歐洲的年代。

西方地中海地區的古希臘、羅馬，最早知道的中國絲綢，便是來自古代四川的產品。早在公元前4世紀，古希臘人的書中便出現了“賽里斯”（Seres）這個“國”名，意為“絲國”。而Seres名稱來源于梵語Cina的音轉，Seres名稱和Sindhu（印度）名稱同傳中亞，是從今印度經由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朗西傳的。張騫所說蜀人商賈在身毒進行貿易活動，身毒即是Sindhu的漢語音譯，指印度西北部印度河流域地區。由此可知，從中國西南到印度，再從印度經巴基斯坦至中亞阿富汗，由此再西去伊朗和西亞、歐洲地中海地區和北非埃及，這條路線正是中國絲綢經由南方絲綢之路西傳的交通線。一系列史實表明，最早從中國進入印度從事商業活動的是蜀人，由蜀人商賈長途販運絲綢等蜀物到印度而引起了絲綢的傳播，由絲綢的進一步向西方傳播而引起了絲綢之路的開通。中國絲綢沿南、北、海上和草原出口到南亞、中亞、西亞和歐洲地中海文明區，直接推動了南方絲綢之路、北方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以及草原絲綢之路的形成，溝通并促進了中國與歐亞各古代文明的交流和互動。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南方絲綢之路與歐亞古代文明”首席專家、四川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