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人物史料中聆聽中西文明對話

已進不惑之年的范鐵權，現擔任河北大學歷史學院副院長、河北省歷史學會副會長、河北省科技史學會副會長等職，在這些“頭銜”中，他最喜歡的依然是“教師”這個稱謂。“作為一名教師，尤其是一名研究歷史、教授歷史的教師，能在文化傳承中發揮作用，我一直引以為榮。”范鐵權這樣告訴記者。

選小角度 探大問題

當初被高中歷史老師的生動講授所吸引，范鐵權萌生了學習歷史的念頭。沒想到，歷史竟成了他的終身事業。

浸潤在河北師范大學歷史學的學術傳統中，范鐵權開拓了視野，最初的興趣逐漸變為恒久的熱情。在河北大學攻讀研究生期間，得益于導師指導，他開始觸及曾國藩、李鴻章等晚清人物研究，由此對走出國門的晚清知識分子群體給予關注。在范鐵權看來，中西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傳統與現代的對話和矛盾，在他們身上體現得頗為鮮明。

相比耳熟能詳的晚清政治人物，學術界對這一時期的如曾紀澤、丁日昌、胡明復、張德彝等人物的研究相對薄弱。但是，“從史學研究角度講，這批‘走向世界’的人物，其經歷、著述體現出跨越時代、跨越文明的因素，具有重要研究價值，”范鐵權強調，“更重要的是，這群志在學習西方以改造祖國的知識分子，所表現出的愛國主義情懷尤為令人感佩。”出于這種考慮，范鐵權選擇晚清人物作為研究方向，先后對上述人物的社會活動經歷和著述進行研究。

范鐵權稱：“通過晚清留學知識分子的視角，審視中西文化的優長劣短及其關系，對我來說別具一番魅力，而且這類研究在當代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以晚清人物研究為基礎，范鐵權還研究了留學知識分子創辦的社團。作為近代中國延續時間最長、影響最深遠的綜合性科學社團，中國科學社吸引了范鐵權的注意。在專著《體制與觀念的現代轉型——中國科學社與中國的科學文化》中，范鐵權分析了中國科學社的興衰歷史，并深入至中國科學體制化發展這一議題，豐富了近代科技史研究。

廣搜史料 革新理念

“對于史料搜集，有必要將文學、藝術、口述歷史和檔案資料、日記等傳統史料相結合，真正做到跨學科研究。”范鐵權認為，要突破歷史學科的窠臼，廣納史料，將歷史學與人類學、社會學等相結合，形成跨學科交叉研究。

在研究中國科學社的過程中，他將社會組織、管理學融入歷史研究，對中國科學社的組織架構、運營方式、生存環境等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總結了這一民間社團生存發展的經驗和最終陷入停頓的教訓。

同樣的歷史，在不同的研究者看來，意義可能有所不同。現今的歷史學者需要集百家之長，吸收他人智力成果。在范鐵權看來，國外歷史研究成果具有兩方面意義，“首先是海外研究者所持的‘他者’視角，其次是新穎的研究理念、選題角度、理論框架和研究范式，這些都值得我們借鑒”。

當然，國外理論方法的引入也帶來一些問題。譬如，如何選用合適的理論方法，既能跟上學術前沿，又能立足本土實踐，這是范鐵權反復思索的問題。“一些學者對國外研究的借重，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對中國傳統歷史典籍的忽視。”范鐵權說。在他看來，某種程度上，晚清留學知識分子恰能避免這一點：由于對自身文化的熟知，他們在借鑒西方文化知識的同時，也能對其進行本土化改造和移用。

立足史學 傳承文化

史學是聯系古今的紐帶。“土地將我們與彼此、與自然萬物聯系在一起。她承載著歷史的變遷，見證人類薪火相傳。我時常感到，我們腳下的土地也曾是前人踏足過的，我輩可借助歷史研究與前人心靈交匯。”范鐵權告訴記者。

對于自己從事的歷史研究，范鐵權既有熱情的堅守，也不乏冷靜的反思。他表示，“歷史研究往往不是那么立竿見影，研究成果也難說具有直接應用價值。因此，歷史學如今難以成為經濟學那樣的熱門學科；或許正因為不熱門，它才具有不隨社會變遷而磨滅的永恒價值。”

“在現代社會，史學所發揮的功用，最主要的是文化傳承功能。人類忘卻自己的歷史便是數典忘祖。”范鐵權強調。

對于未來，范鐵權自然有所期許。他認為，隨著海內外、史學內外大量研究成果與理念的涌現，舊史料開始展現新內涵，新史料也促進史學觀點的更新。“理想的歷史研究，都是既注重原始資料的爬梳、解讀，也注意借鑒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論。”范鐵權說，無論研究理念與方法如何更新，歷史研究的最終目標始終是盡可能地還原原貌、探尋規律、以史為鑒。（本報記者 張春海通訊員 褚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