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虛學”要有“實學”的根底，而做 “實學”要有“虛學”的眼界。

“實”學對應傳統的考據之學，現在稱之為實證研究；“虛”學對應傳統的義理之學，現在稱之為理論探索。

初識范毓周先生是在十年前，那年我報考了他的博士研究生，按照學校的安排，前兩天筆試，第三天由導師面試。記得是一個春日的早晨，我們幾位參加面試的考生都提前到了南京大學文科樓一層指定的小教室里。和煦的陽光透過玻璃窗，靜靜地灑落在屋子正中的長桌上。大約九點的時候，范毓周先生快步走進了小教室。那天他身著一件藏青色的風衣，內著考究的天藍色襯衣，朝氣蓬勃，絕然不似年近六旬的老人。范先生非常和藹地和大家打了招呼，并簡單詢問了每位考生的基本情況，氣氛頓時變得輕松了許多。

我有幸取得了入學資格，得以隨侍先生左右。先生開課很有針對性，用時興的話講就是個性化設計。比如，早我們一年入學的徐琳君對玉器情有獨鐘，先生就單獨為她開設了側重考古學的古玉研究；我和同年入學的王志軒君的興趣都在先秦歷史，先生就先為我們開設了先秦文化專題。課程安排在下午，先生每次都會提前到教室開課，這樣我們就會留下更多的時間討論一些問題。先生學識淵博，也很健談。我們討論的范圍很廣泛，除學術之外，也會談及社會人生，當然更多的還是向范先生請教出土文獻和上古史方面的問題。

做“虛學”要有“實學”的根底

范先生經常跟我們講學問中“虛”與“實”的關系。他說，做“虛學”要有“實學”的根底，而做“實學”要有“虛學”的眼界。照我這些年的體會，學問中“實”的內容，大概指那些依靠切實的材料，通過邏輯推理和實證研究可清晰辨明的東西，強調思維的連續性；而“虛”的方面，是指那些不能或者不能完全依靠邏輯推理來揭示的內容，強調思維的跳躍性。

具體到文史研究中，“實”學對應傳統的考據之學，現在稱之為實證研究；“虛”學對應傳統的義理之學，現在稱之為理論探索。縱觀范毓周先生的治學之道，無不貫穿這樣兩條主線。

先生的學術研究，粗略來分，舉凡關于甲骨學、金石學、簡帛學以及美術考古、文物鑒定的研究多屬于前者，如《釋“王”》、《說“我母”》、《甲骨文月食紀事刻辭考辨》、《說“小王”》、《甲骨文中的“尹”與“工”——殷代職官考異之一》、《關于“曾之造戈”的幾個問題》、《荊門郭店楚墓墓主當為環淵說》、《上海博物館藏楚簡〈詩論〉第1支簡的釋文問題》、《上海博物館藏楚簡〈詩論〉第2簡的釋讀問題》、《上海博物館藏楚簡〈詩論〉的釋文、簡序與分章》、《上海博物館藏楚簡〈詩論〉第三、四兩枚簡釋讀》、《息器、婦息與息國》、《甲骨文中的合文字》、《殷墟卜辭中的“方”與“方帝”》、《殷人疾病補考》、《試論何組卜辭的時代與分期》、《略論武丁卜辭的時期劃分》、《殷墟卜辭中的 “示典”》、《關于上海博物館所藏楚簡 〈詩論〉文獻學的幾個問題》、《臨汝閻村新石器時代遺址山土陶畫〈鸛魚石斧圖〉試釋》、《簡論巴東出土的三國銀印》、《傳世王羲之〈姨母帖〉辨偽》、《傳世王獻之〈鴨頭丸帖〉帖本的真偽問題》、《新西蘭毛利人的玉器：玉與戈》等；而關于歷史（旅游、武術）文化以及文明探源與比較的研究多屬于后者，如《前軸心時代的中國與希臘——早期中西文明比較研究論綱》、《中原文化在中國文明形成進程中的地位與作用》、《中國文明起源與形成問題研究的回顧與前瞻》、《中國文明起源研究離不開本土化創新》、《試論滅商以前的商周關系》、《略論吳文化的族屬與歷史淵源》、《二程思想的理論價值與當代意義》、《中國古代太極理論的演變及其對太極拳的影響》等。

范毓周先生的學問之道不僅強調“實”與“虛”的差異，更追求“虛”、“實”結合的通透，比如對“王”字的研究（《釋“王”》）服務于何組卜辭的斷代 （《試論何組卜辭的時代與分期》），又如對墨西哥東海岸奧爾梅克玉器上所刻“戉尹入三”、“石三磬用”等文字的釋讀，最終形成了《殷人東渡美洲新證——從甲骨文東傳墨西哥看商代文化對新大陸的影響》一文。

做傳統文化交流的使者

范毓周先生興趣廣泛，在書法、繪畫、武術、中醫學理論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詣。或許因為對傳統文化的鐘愛，他更喜歡用國學的概念范疇來揭示事物的哲理。當然，這絲毫不影響他對西方文化的熱愛。在漫長的學術生涯中，先生始終與歐美相關研究機構有著廣泛的接觸。20世紀80年代，他曾受美國科學院和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邀請，以國家學術代表身份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斯坦福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作專題學術報告。并受聘與Ed－wardL.Shaughnessy（夏含夷）教授合作在芝加哥大學為美國中西部博士班開設“甲骨文高級討論”課。2001年3月，范先生獲得美國“文明起源與探索基金會”資助，應美國得克薩斯基督教大學邀請，與其他中美學者聯合開展了 “跨越太平洋的早期接觸——商代中國與奧爾梅克文化比較研究”專項研究。同時應邀在墨西哥國家人類學與歷史研究院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等地講學。

由于對數理學科的偏好，早在20世紀80年代他就開始致力于甲骨文信息的數字化，1987年通過相關機構的認定。

范先生學貫中西，但與學生卻亦師亦友，談學論道，從不以己意為必是。我畢業后與范先生見面的機會雖然很少，但常鴻雁往來。記得去年參加南京大學的校友會，我住在南苑賓館，本來要去龍江小區拜訪老師，老師正好也住在南苑賓館。師生闊別多年，難免徹夜一敘。老師依然精神矍鑠，只是頭發略有花白。我們主要討論了西學東漸以來國學之興替。話題由希臘化時期西方古典數理學科的迅猛發展，直到近世以來西方以自然科學為依托的技術革命。而以中國為核心的泛東亞文化圈如何在充分吸收西方文明尤其是其自然科學成就的基礎上，保有以國學為內在認知體系的東方精神，是范先生深切關注的。從對書院制度到中醫學養生理論的推崇，無不展現了一位學者的人文情懷和赤子之心。

隨著年歲的增高，先生以更加成熟的眼光回望自己的學術道路，爬梳以國學為內核的傳統文化之脈絡與走向，為傳播和推廣國學奔走于大江南北和世界各地。2010年11月，他應邀在紐約聯合國總部作了題為 “漢字起源及其早期發展”的雙語報告。目前，應陳鼓應先生之邀，他正積極策劃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舉行的兩場學術講座，而此前，他剛結束了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場講座。雖年近古稀，但他依然豪情滿懷，投身于傾注一生心血的學術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