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家和：當好“段兒警” 超越“片兒警

在劉家和看來，如果中國史不能放入世界史中進行研究，中國史、外國史不能相互理解，中國史在世界史的地位就難以真正呈現；同樣，對世界史研究而言，如果沒有中國人的考察視角，沒有對中國史做比較研究，那么我們的研究將長期跟隨西方，中國學者在這一領域很難作出獨特貢獻。 本報記者 楊崇海/攝

“每到過年，都會算一下這一年的賬，看看自己都做了什么。每天走在路上都會想到，我不知道的、沒有解決的問題還很多，要學的東西還很多。”雖已86歲高齡，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劉家和始終反躬自省。

記者在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辦公室見到了劉家和，劉先生身著白色短袖襯衫，隨身帶著兩副眼鏡（平時用一副，看書報時換上另一副），言談間透著謙和認真。

“舊書”入門 擇史為業

1928年，劉家和出生在江蘇省六合縣（今南京市六合區）。他的童年和少年時代，正值國難當頭、民族危亡之際。

4歲時，由于母親認為讀“舊書”才是真正的教育，于是劉家和被送到私塾讀書。直到幾年后，一位親戚對他母親說，時代已經變了，孩子不能再這樣讀書了，他才被送進了新式學堂。然而，自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到1945年抗戰勝利，除在美國貴格會所辦的教會學校有過一段時間的系統學習外，劉家和并沒有機會接受正規教育。

劉家和回憶道，小學、中學期間主要是跟著老先生學了三門課：國文、英文和數學。因為小時候讀了較多古籍，國文基礎較好。英語，除了在教會學校學習外，也跟一些老師補習。此外就是數學，其實他特別喜歡數學，至今仍未忘懷。但是，由于從未系統學過物理、化學，他最后還是選擇了文科。

談及選擇歷史學，劉家和解釋說：“對我來說，并沒有‘文’、‘史’、‘哲’的區別，所以我選擇了歷史學，這樣過去所學的都能用得上。而且考慮到自己外語能力有限，難以直接閱讀外文文獻，于是想研究中國歷史。”他先后到江南大學、南京大學和輔仁大學求學，于1952年大學畢業。

從比較入手研究歷史

從1952年起，劉家和到北京師范大學任教，至今已62載。當時，因為他能閱讀英文文獻，就被安排研究世界史，方向是世界古代中世紀史。

然而，研究世界史的同時，劉家和并沒有忘情中國史。于是，他萌生了比較研究的想法。“雖然沒有能搞中國史而是搞世界史，但是，我是否能夠做比較研究？”劉家和說，考慮到世界古代文明中有三個文明即希臘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國文明，最為重要且影響延續至今，他打算自此入手進行中外比較研究。

1955年，蘇聯專家格拉德舍夫斯基來華，東北師范大學開設了兩年制的世界古代史教師進修班，劉家和參加了這個進修班。“去東北參加教師進修班時，我關于黑勞士制度（Helot，古希臘斯巴達人就地奴役被征服者的制度）的研究已經有了大致提綱。我是帶著一盒子卡片去的。”他回憶說。

《論黑勞士制度》的初稿近8萬字，后來發表的僅是其中一小部分。初稿中印度與中國比較的部分，劉家和自認為不成熟而未發表。1957年回到北師大后，他開始著力進行印度史研究。

改革開放后，劉家和調至史學研究所，研究方向改為中國史，但世界史研究他也沒有丟。“研究歷史要從比較中入手，這點看來不是完全沒有意義的。選擇古代的中國、印度和希臘做比較研究，看起來還是可以的，但是我的功夫還不夠。”劉家和對記者說。

立足總體把握歷史

劉家和曾有一句玩笑話：我們的歷史學學者都成了“警察”。警察有兩種，一種是鐵路警察，各管一段兒，就是“段兒警”；另一種是派出所警察，各管一片兒，就是“片兒警”。

“我自己也是‘片兒警’、‘段兒警’，并且遠遠沒有達到我所期待的程度。從功夫上講，‘段兒警’和‘片兒警’的功夫還是要下的；但是，從總體上講，還是要有中和外、古和今的綜合。”劉家和認為，研究歷史，既要對專門領域有深入研究，也要對歷史總體有通識性把握。

在他看來，中國不僅歷史悠久，亦是史學大國。可是，如果中國史不能放入世界史中進行研究，中國史、外國史不能相互理解，中國史在世界史的地位就難以真正呈現；同樣，對世界史研究而言，如果沒有中國人的考察視角，沒有對中國史做比較研究，那么我們的研究將長期跟隨西方，中國學者在這一領域很難作出獨特貢獻。

對此，他一再強調：“我做得不夠，如果說我做夠了，那是欺人之談。我照著這個方向努力，但是做得相當不夠。我個人是很渺小的，沒什么貢獻可言。”（記者 張春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