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偉志先生是知名的社會學家，曾任民進中央領導。近期出版的《鄧偉志全集》，不僅如實記錄了鄧偉志從事社會學研究、文化研究、自然科學研究的風雨歷程，同時，也向讀者生動展現了他對社會、對國家、對人生、對教育、對世界孜孜不倦的思考和探索。

鄧偉志先生對參政議政的認識并不僅僅停留在文章中，在擔任民進中央副主席以及上海大學社會學系主任等領導職務期間，他積極開展各類社會調查，向中國共產黨建言獻策，實踐著自己的參政議政理論，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把知識獻給黨”。從《鄧偉志全集》可以看出他做學問、寫文章的幾個特點。

知識廣博

既關注當下又有對歷史的思考

細檢《鄧偉志全集》22卷，既有對當下社會問題的議論，又有對歷史的思考。從寫作的形式看，既有嚴肅規整的論文，又有議論風生的雜談。談家庭史旁征博引，具有史學家規范，抒發胸臆娓娓道來，一派散文家風采；談人物褒貶有據，敘親歷俯仰得體。關于“博”，現在有些學者很有些不以為然，認為太雜，會有礙于做學問的 “精”。其實學問的 “博”和“精”并不是對立的，學問固然應該是精深的，但也應該是寬廣的。我們常講做學問的“T”型結構，上面一橫表示知識要廣博，下面一豎則要求學問精深�！多噦ブ救�集》就是做學問“T”型結構的體現，在他的“博”中具有很精深的內核，可以說達到了由博返約的境界�，F在有些年輕學者，學歷很高，學問不可謂不精，但一遇到學問的跨界，免不了捉襟見肘，甚至硬傷累累�！胺遣粸橐�，不能也！”

文風樸實

立論深入淺出

《鄧偉志全集》洋洋千萬字，文風樸實一以貫之。鄧偉志研讀過大量社會學經典著作，他在行文時也經常會引用社會學大家的觀點和著述，但他力戒對經典進行生吞活剝，也不搬弄術語，總是在消化的基礎上，用平實易懂而不乏深刻的語言來表達。1996年，鄧偉志發表題為《提出一個“讀者占有率”，如何？》的文章，提出“理論是為實踐服務的，馬克思說得很清楚：理論掌握了群眾就能轉變為巨大的物質力量。理論水平有高有低，掌握的群眾有多有少，因此，轉化成的物質力量也有大有小。作為一名理論工作者，總希望掌握理論的群眾越多越好，總希望轉化成的物質力量越大越好，能掌握較多群眾的理論是高超的理論，能轉化成較大物質力量的理論是先進的理論�？墒恰�掌握群眾’的‘掌握’是個過程；‘轉化成物質力量’的‘轉化’也是個過程。在這‘兩個過程’中，都離不開‘閱讀’。不讀就談不上‘掌握’，不讀也談不上‘轉化’。顯然，‘掌握群眾’就是‘占有讀者’�！�占有讀者’是‘掌握群眾’不可缺少的一環，且是不可缺少的首要一環。因此，我們有必要為理論界提出一個‘讀者占有率’的概念�！编噦ブ咎岢觥白x者占有率”是有針對性的，他說“現在無視讀者興趣、無視讀者感情、無視讀者選擇的事太多了”，其“表現之一是故作艱深。有些人靠不讓人看懂來蒙人，以為別人越是看不懂越能顯示其高深。殊不知，不管多么深奧的學問都是可以用通俗語言來表達的。淺入淺出固然不可取，深入深出也最多能給他個銅牌，只有深入淺出才能獎他金牌。深入淺出不完全是個表達能力強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個真正深入的問題，真正深下去了，才能升華出哲理，才能提煉出言簡意賅的文字。在學術上似懂非懂，在表述上必然說不清、道不明。道不明來自作者不全懂、不真懂。一看就頭痛的作品，讀者是不會多的，作者也不見得是高明的。”

鄧偉志發表的大量文章，都有個人特點。他曾先后發表過《家庭的“淡化問題”》、《中國的學派為什么這么少？》、《淡化“當官心理”》系列文章，在媒體上引起不小的爭論，鄧偉志也連續作文回應這種爭論。古人說“文似看山不喜平”，讀鄧偉志的文章，就有這種觀山巒起伏的感覺，文章長短不一，有話則長，無話則短；結構形式不拘，服從內容觀點表達需要；用詞亦莊亦諧，以準確生動流暢為本。

關心民瘼

積極議政不發空言

鄧偉志出身于一個地地道道的革命家庭，在工作中，他始終尊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上海大學期間，對于學校黨委常委會布置的工作他都認真貫徹執行；對于學校黨委統戰部召開的會議、安排的活動他都積極參加；對于學校黨委宣傳部布置的理論宣傳、宣講等活動，他都認真思考，精心準備。從上海大學建立社會學系至今，鄧偉志是唯一一位擔任系主任的民主黨派人士，但在他的領導下，社會學系各同仁和諧共事、精誠合作卻是有目共睹的，可以說，那一階段是社會學系發展最好的時期之一。

作為民主黨派代表，鄧偉志積極參政議政，為中國共產黨執政獻計獻策，與時俱進，不發空言，先后就和諧社會、社會建設、社會管理等方面撰寫文章，主持完成有關社會建設的課題，主編創新社會管理體制的著作。他在《民生論》一文中提出“為民生，是人民政府與生俱來的神圣天職”、“民生政府不僅關注民生、保障民生，而且注重順乎民意、調動民力，建設國家，推動社會”等觀點。他關于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的一些建議和看法，多被宣傳部送中央常委參閱。

鄧偉志來自安徽農村，關心民瘼。作為社會學家，他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就深入祖國西南、西北地區考察，調查當地民生疾苦。筆者曾有幸跟隨他到云南西雙版納調查，在西雙版納的寨子里，他訪貧問苦，與民族兄弟同住同吃，回來即寫文章，向有關領導建言獻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