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文化研究的領軍人物，斯圖爾特·霍爾是一位讓人驚奇的學者。和很多著作等身的教授相比，他的成果顯得那樣“單薄”：在近60年的學術生涯中，除了幾本幾十頁的小冊子，霍爾單獨署名的英文專著只有一本《艱難的復興之路：撒切爾主義與左派的危機》。他的作品要么是合著，要么是編著，他發表的200多篇論文大都散落在各種刊物和文集中。那些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理論名篇，如 《編碼，解碼》、《文化研究：兩種范式》、《解構大眾筆記》、《意識形態的再發現》，不知被多少文化研究文集選用，但始終沒有匯總出版。憑借這些不夠搶眼但非常厚重的學術成果，霍爾贏得了許多殊榮：“文化研究之父”、“文化研究的同義詞”等。霍爾的獨著雖少，但影響深遠。我們該如何看待霍爾？霍爾對于文化研究的意義是什么？霍爾的學術方法對我們有著怎樣的啟發？值得細細推究。

從種族和階級結合的角度切入研究

評價霍爾的地位，離不開對霍爾學術思想的回顧。這里不妨勾勒出霍爾的三重身份，或許可以有助于我們走近霍爾。

其一，新左派和文化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降，英國新左派從文化、美學和哲學層面上開啟了一種政治介入和社會批判，這構成了文化研究的起源語境。作為英國新左派的旗手和《新左派評論》的首任主編，霍爾積極投身于核裁軍運動、反種族歧視等文化運動，他所代表的文化馬克思主義非常關注文化問題，將文化看成是在歷史性建構的關系中統治和被統治集團之間沖突的競技場，其文化研究也因此體現出鮮明的政治性和鋒芒畢露的批判精神。

其二，伯明翰學派的靈魂。作為一種具有超學科的知識范型，文化研究在20世紀后半期影響和改變了當代世界學術的版圖。以伯明翰學派為代表的英國文化研究有三個發展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奠基階段：20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自1957年開始，威廉斯、湯普森、霍加特、霍爾等新左派知識分子和學者出版了 《文化與社會》、《素養的用途》等奠基性著作，意味著文化研究的正式興起。第二個階段是全盛階段：20世紀60年代初到20世紀80年代初。1964年春，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在伯明翰大學成立，霍加特任首任主任，霍爾擔任主任助理，中心成為了文化研究的圣地。第三個階段是全球擴張階段：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今。斯道雷、格羅斯伯格、菲斯克等受益于霍爾等人思想的學者在世界各地傳遞著文化研究的薪火，文化研究成為全球性的學術思潮和政治實踐。

在上述三個階段中，霍爾都起到了重要的開拓和領航作用。作為思想家和活動家的霍爾是伯明翰學派的靈魂人物，他主持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工作的11年（1968—1979）造就了英國文化研究發展史上的黃金時代，他培養出了一大批從事文化研究的學者，如威利斯、赫伯迪格、麥克盧比、格羅斯伯格、莫利等。

其三，牙買加裔的黑人后代。霍爾的學術研究經常從邊緣、從弱勢群體、從種族和階級結合的角度切入，這與他的黑人身份密不可分。霍爾曾被評選為英國百名偉大黑人之一，他的研究對反種族歧視運動、后殖民理論、差異理論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的推手

霍爾的研究興趣非常廣泛，他對青年亞文化、工人階級文化、大眾媒介、流行藝術、大眾文化、英國的政黨文化、種族、文化身份、視覺文化等都有過持續的關注，研究跨度非常大，難怪有人迷惑：英國是不是有很多個霍爾在做文化研究？霍爾的研究深刻影響了當代文化研究。我們可以通過霍爾對青年亞文化的研究來說明這一點。

霍爾很早就開始關注青年亞文化。1959年，霍爾發表了《絕對的開端》一文，面對青年亞文化迅猛發展的各種現實，他反思了青年、教育和社會變革之間的相互關系。1964年，在著作《流行藝術》（合著）里，霍爾分析了對學校正統文化、主導文化形成挑戰的大眾文化和青年亞文化。他發現，英國社會當時對新興的媒介文化和大眾文化以及受其影響下的青年文化主要有三種態度：敵意態度、文化機會主義的利用態度、全盤的接受態度。霍爾對這三種態度均不贊同，他主張對媒介文化進行細致的解讀、分類，認為受到媒介和大眾文化影響的青年亞文化有著復雜的動因和特點：亞文化不是被動地接受大眾文化的產物，青年人追求風格和亞文化，是為了建立一種認同、發現真實的自我，大眾文化提供的符號意義和青年自己的解讀從來不完全相同。這一觀點在霍爾后來提出的 “編碼—解碼”理論中得以擴充。霍爾還把亞文化的生成與學校教育、英國的社會轉型、政治運動、倫理革命聯系了起來，賦予了青年亞文化鮮明的政治內涵和使命。霍爾的研究奠定了伯明翰學派亞文化理論的基礎。20世紀80年代以來，即使是最嚴厲的批評者也不得不承認：迄今為止，西方最有分量的亞文化研究著作多出自伯明翰學派之手。

文化是一種表意實踐

文化問題是新左派知識分子不斷強調的問題。在新左派的政治理論中，文化分析與文化政治始終處于核心地位，霍爾也不例外。霍爾把文化看作是一種表意實踐，注重探究文化與權力的關系，借此來分析和解決社會問題。這種研究方法擴展了文化的定義，打破了以往高雅文化和大眾文化的壁壘，將日常文化的研究合法化和政治化了，除此之外，它還具有以下意義。

其一，可以更準確地認識文化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了解文化與經濟、政治等其他社會實踐之間的復雜關系。以霍爾為代表的文化馬克思主義者質疑庸俗馬克思主義和經濟化約論的觀點，反對經濟基礎決定文化等上層建筑這樣僵化的模式，強調文化因素對社會歷史發展的影響和構建作用，主張將文化理解成一種自主的意義與實踐活動領域，這發展和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文化觀。

其二，可以更好地分析和暴露權力的運行及其對實踐的影響。霍爾認為，文化研究一貫關注的核心問題就是文化與權力在不同語境中的接合，文化研究應該注重分析政治、經濟與文化的互動和變遷，揭示文化中的知識、權力與統治關系，揭露其中的權力不平等現象，以指出社會問題的根源，喚醒人們的政治意識，從而改變現狀。正因為如此，霍爾的身影經常出現在英國主流媒體上，發表演說、接受采訪，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寫稿，關切并介入文化政治問題，出色地履行了公共知識分子的歷史使命。

在一次訪談中，霍爾在回答 “什么是文化研究、什么不是文化研究”這個問題時，明確地表示，文化研究的核心問題是文化政治或政治文化。

（作者單位：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文化研究院，首都文化建設協同創新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