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心伯，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復旦大學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復旦大學特聘教授。長期從事中國外交與安全政策、中美關系及亞太地區政治與安全問題的教學與研究，在國內外刊物發表學術論文60余篇，出版專著3部：《金元外交與列強在中國》、《太平洋上不太平——后冷戰時代的美國亞太安全戰略》（獲上海市第九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著作類二等獎）、《世事如棋局局新——21世紀初中美關系的新格局》。

《中國社會科學報》：中美關系一直以來是您跟蹤研究的領域。您曾主持完成的 “未來五年我外交工作面臨哪些瓶頸制約，應如何克服”課題獲外交部“2012年重大外交政策研究課題優秀課題組”稱號。當前中美雙方都同意發展“新型大國關系”，您認為這個概念具有實質性內涵嗎？

吳心伯：“新型大國關系”是中國主動提出的新的歷史時期中美關系發展的目標。去年習奧莊園會晤之后，雙方對此達成基本共識。一年來，兩國關系在以下幾個方面取得進展：一是兩國在雙邊關系目標上達成基本共識。二是雙方的合作有了新的力度，比如兩軍關系、對朝核問題的處理等。三是多年未有進展的中美雙邊投資談判在習奧會之后進入實質性談判階段。

“新型大國關系”這一概念的影響，尤其明顯地體現在管控分歧方面。比如，中國對斯諾登事件的處理以及美國對中國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的態度，可以看出雙方都將這些問題放在大的中美關系框架內考慮，對這些問題的處理方式也反映了大國關系的成熟程度。

“新型大國關系”的實質內容是平等。在過去一年里，中美雙方在雙邊和國際場合針鋒相對，據理力爭。坦率交流意見是建設“新型大國關系”的一部分，也是未來中美互動的一個趨勢。

《中國社會科學報》：近來發生的烏克蘭危機以及越南、菲律賓等國在南海的動作會如何影響中美 “新型大國關系”的構建？

吳心伯：烏克蘭危機令美俄關系變得緊張，因此美國內部有一種擔心，如果此時與中國關系也搞僵的話，容易讓中俄成為不結盟的盟國。美國還有一種擔心，就是中國會不會趁機在東亞的海上爭端中采取行動。此外，美國對烏克蘭危機的處理方式也引起其盟國擔憂，所以美國需要重新承諾對盟國的保護。但是，美國對盟國提供保護的底線是各國不能使用軍事手段，也就是說美國只支持以非軍事手段處理海上爭端。這是美國在相關問題上的“底線思維”，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結盟的有限性。第三方因素會影響到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構建，但這種影響具有兩面性和復雜性。

《中國社會科學報》：隨著中國實力的增長以及國際地位的變化，有學者對中國反“不結盟”、“不干涉”外交政策提出質疑，您如何看？

吳心伯：在新的歷史背景下，中國倡導的是建立“戰略伙伴關系”，而不是傳統的結盟。通過與“支點國家”建立伙伴關系，提升內涵，發展實質性合作，這也反映了中國外交的務實性。

21世紀已不同于19、20世紀，我們國際關系研究的思維需要演進，學者更要有一種進步性的思維，引導政策行為與時俱進。

《中國社會科學報》：作為一門有很強應用性的學科，國際關系研究通常被分為理論研究和政策研究。作為一名國內出色的政策研究專家，您如何定義政策研究？與理論研究相比，是不是更有難度？

吳心伯：我是學歷史出身，受此影響，我更傾向實證研究，即通過案例研究來得出結論，而不是反之。對國際問題的思考應該是建立在經驗、實踐基礎之上，而不是拿某個理論來套。

政策研究是立足現實問題，用學術性的方法尋求可行的答案。也就是說，有兩點很重要：首先，需要有很強的學術背景作為基礎；其次，結果要具有政策導向，在實踐中具有可操作性，否則就可能淪為自娛自樂。同時，我還想強調，政策研究不是簡單的政策分析，一定要有學術的態度，而不是簡單地把自己擺在政策分析者的位置。

如果說這兩者的不同的話，主要體現在研究方法上，理論研究更多是演繹，而政策研究更注重個案和比較研究。但是，事實上這兩方面在實際的研究中并不矛盾。理論的思維有助于政策研究中思路的拓展；而好的理論研究也需要有對實踐的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從事政策研究已有10多年，您認為國內在這方面的研究存在什么問題？

吳心伯：做政策研究除了我上面說的要有學術態度外，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對現實情況的了解和把握，只有通過與政策界的互動才能更準確、更全面地了解國際政治現實的復雜情況。我們目前的一些研究對一線政策、對國際形勢動態的把握還欠火候。不了解實際情況，政策研究就講不到點上。另外，政策研究也需要很強的實證研究能力，缺乏實證研究能力，對政策研究是不利的。

《中國社會科學報》：智庫可以說是政策研究的集中基地。近幾年，智庫在中國已不鮮見，而且速度增長迅速，您如何看待智庫的作用？

吳心伯：是的，確實如此。僅去年上海市就資助成立了10余個高校智庫，復旦大學有5個，其中“亞太區域合作與治理研究中心”落戶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中心旨在依托復旦大學國際關系研究的學科優勢以及地處上海的地緣優勢，整合上海學術界的相關資源，積極充當亞太國際關系、地區合作與治理領域有重要影響力的問題研究者、政策建言者、智力產品提供者和輿論塑造者。在我看來，高校智庫的優勢在于它可以整合資源，并且充分利用學術優勢，為政策制定提供更為準確、有效的信息與建議。

智庫熱首先反映了政府決策科學化在加強，政策制定者越來越注重依靠專業人才隊伍來幫助解決問題。其次，也反映了學術界服務國家戰略與政策意識的上升。最后，智庫熱還反映了中國的快速發展這個大背景。

《中國社會科學報》：從國關研究議程上來看，這幾年國內學界有沒有什么顯著特點？

吳心伯：以前研究“他者”較多，這幾年更多學者開始把重心移到中國本身，比如對中國外交政策和外交實踐的關注。中國當下的發展階段出現了許多以前從沒有遇到過的問題，這對研究者來說很具有挑戰性，有很多新問題可以供研究者進行學理層面的研究思考，而不斷發展的中國外交實踐也會有助于豐富現有的國關理論。

中國的國關學者還面臨著在當今世界大變局中如何體現我們研究工作的價值取向的問題。對學者而言，應該秉持進步的思維，敏銳地把握客觀現實的變化，對未來要有理想主義的期待。學術研究應促進世界更和平、更合作，這也是學術的實踐價值所在。在中國崛起的大背景下，中國的國關學者除了追求學術上的建樹之外，更應引導國際體系的積極變化，推動其向建設性方向發展。所以，我本人愿意做一個“進步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