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從這樣的歷史態勢中走進歷史學

這一場風起云涌的世紀革命在根本上是中國社會從傳統到現代轉型的一個過程，學術亦不例外。中國史學原本就有經世致用的傳統，當然更不可能游離于“革命”這個主題。所以從史學史、學術史的視野來說，郭沫若開創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也是在20世紀中國史學從傳統向現代發展的進程中實現的。

作為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代表人物，郭沫若在馬克思主義史學界的學術成就與地位毋庸置疑。然而，在當代史學研究領域出現多元化取向的情勢下，對郭沫若的評價或被質疑或被模糊，甚至被顛覆。個中緣由，既源于對唯物史觀史學做歷史思考時走入誤區，也由于將郭沫若史學研究等同于郭沫若史學論著（其闡述的種種學術觀點）研究所造成的偏謬。

郭沫若進入學術領域并領一時之風騷已為往事，但那是現代學術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存在，具有開拓意義的存在。我們今天來回看、評說這一學術文化存在，當然不應該“架空”歷史，更不能妄說歷史。然而實際情況是，在說到史學家郭沫若的時候，許多人已經忽略，或者說不清郭沫若是怎樣走進了史學，并且走出了那一片輝煌。所以，我們還是需要回到80余年前的歷史場景中，再去看一看這一切是怎樣發生的。

轉向歷史學研究

“想運用辯證唯物論來研究中國歷史的發展”

1928年仲夏，攜家人流亡日本、避居千葉縣市川市鄉下的郭沫若又被一種寫作欲望擾動了。他已沉寂了近半年，其間主要精力都用來讀書，因為一方面，遠離國內生活現實，削弱了他的文學創作沖動；另一方面，與創造社同仁開展的文化批判運動，迫使他大量閱讀社會科學方面的理論書籍，廣泛涉獵文學、文藝理論、哲學、經濟、歷史等社科領域書籍。與此同時，經受過大革命風云激蕩的洗禮，國內思想文化領域正圍繞中國社會的性質和中國革命的問題展開激烈討論。親歷了大革命的郭沫若當然也在思考這些問題。

于是，在閱讀與思考中，郭沫若萌生了學術寫作的沖動：“對于未來社會的待望逼迫著我們不能不生出清算過往社會的要求”。他生出一個雄心勃勃的念頭：“想運用辯證唯物論來研究中國思想的發展，中國社會的發展，自然也就是中國歷史的發展”。同時，也“想就中國的思想，中國的社會，中國的歷史，來考驗辯證唯物論的適應度”。

那么，從哪里切入學術思考？郭沫若首先想到把幼時背得爛熟的古代典籍《易經》做一番研究。在東京的舊書店，他花六個銅板買了本日本版 《易經》，還是明治時代水戶藩的藩學讀本，就這樣，他開始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郭沫若很快便寫出 《周易的時代背境與精神生產》一文，在上海《東方雜志》上連載，初秋之際又完成了《詩書時代的社會變革與其思想上的反映》的初稿。一年后，他將考察和研究中國古代社會陸續撰寫的一組論文及“追論及補遺”三篇匯集成《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由上海聯合書店于1930年2月出版。三個月后，郭沫若又增補了根據新見史料所作“追論及補遺”七篇，印行了該書第三版，始成內容完整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

《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甫一出版，即在中國社會史論戰中激起很大反響，成為論戰各方關注的焦點。學術界關注的不僅是他的觀點，更關注他的歷史觀和研究方法。《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標志著郭沫若以唯物史觀史家的學術姿態登上中國史壇，也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拓荒之作。

從文學創作驟然轉向歷史學研究，從革命活動轉入學術領域，郭沫若在人生道路上的這一轉變，頗有點戲劇性，而且看似帶有某種偶然性因素 （譬如，他的流亡之地如果不是在日本，他或許不會走進中國古代史和金文甲骨之學）。不過這一帶有偶然性的選擇，實際上正表現出郭沫若身上所葆有的創新意識和創造精神。從五四時期以新詩歌創作登上人生舞臺起，郭沫若便始終保持著銳意進取的姿態和文化創造的活力。他總是敢于挑戰傳統的思想觀念，從不株守成說，勇于開拓新的人生追求，弄潮于時代激流的浪頭。

郭沫若進入歷史學研究領域，是在他認真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之后，所以用唯物史觀來考察中國古代社會，支撐自己的學術研究，在他而言是一個必然的歸宿。這并不單純是對一種學術流派或學術思潮的認同，更是維系于對一個科學思想體系的信仰與理性認知的選擇。正如郭沫若致成仿吾的信中所寫：“馬克思主義在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是唯一的寶筏”。

接受馬克思主義

“把我從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了的是它”

郭沫若接受馬克思主義不是在朝夕之間，而是經歷了一個認知學習的過程。在日本留學期間，他即接觸過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學說，但那時僅將其作為近代以來西方思想文化的一個派別予以認識和了解。而對他更富有吸引力的是泛神論、生命哲學，是斯賓諾莎、伯格森、尼采，是“所謂個性的發展，所謂自由，所謂表現”。然而，當郭沫若回到國內，接觸到“水平線下”的中國社會，對于中國社會與現實有了比較切實的觀察和了解之后，他的思想逐漸發生變化，“從前在意識邊沿上的馬克思、列寧不知道幾時把斯賓諾莎、歌德擠掉了，占據了意識的中心”。

1924年，郭沫若翻譯了日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河上肇的 《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一書，這使他較系統地閱讀、了解了馬克思主義。這種閱讀和了解不是照本宣科、機械接受，翻譯的過程同時是學習、思考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過程，因此，他能夠看到河上肇著作的不足之處：“作者只強調社會變革在經濟一方面的物質條件，而把政治一方面的問題付諸等閑了。”《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一書的翻譯，使得郭沫若在思想上發生了飛躍。他說：“這書的譯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了一個轉換期，把我從半眠狀態里喚醒了的是它，把我從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了的是它，把我從死的暗影里救出了的是它，我對于作者非常感謝，我對于馬克思、列寧非常感謝。”郭沫若“鑿死了”思想上的“混沌”，馬克思主義作為世界觀、方法論，作為一種科學信仰為他所完全接受。

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進入人生與思想轉換期的郭沫若，首先在文學觀念、文學創作、文學理論著述等方面擯棄了五四時期以個性本位為思想主導的觀念意識。他從理論闡釋到創作實踐上大力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與創造社作家一起開展對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思想文化批判。繼而他又投身國民革命的社會實踐之中，歷經北伐軍旅、南昌起義的炮火硝煙。郭沫若再次回到文化戰線，雖然是走進一個新的領域——學術研究領域，但他將以什么樣的文化姿態前行，其實已經是不言自明的。在郭沫若那一代知識分子中，有他那樣的社會經歷、文化經歷、革命經歷，而又能在學術上登堂入室的人，確是鳳毛麟角了。

入史學之門前傳

“歷史癖”與“愛科學”

郭沫若沒有學院派的教育背景，他走進歷史學研究領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讓我們從另一角度看到他學術生涯富有特色的一面。

青少年時代，郭沫若從讀家塾開始，到就學高等小學堂、中學堂，系統地接受了傳統文化的教育。高等小學堂帥平均先生和嘉定府中學堂黃經華先生所講授的經學，是郭沫若最有興趣的課程。郭沫若自謂其文化個性中的“歷史癖”，即是從這樣的學習閱讀中培養而成。

帥、黃兩位先生恰好都是清末經學家廖平的弟子，在他們的課堂授業中自然給學生傳授廖平的學問之道。廖平尊崇今文經學，貶抑古文經學，講“信古”同時講“疑古”，開啟學術界厚今疑古之風。他的經學思想凡六變，還力倡“托古改制”，很有些離經叛道的意味。郭沫若在一次聽帥平均按廖平觀點課堂講授《禮記》中《王制》一篇后大受啟發，曾作詩三首，其中一首寫道：“博士非無述，傳經夾注疏。先生真有力，大作繼程朱。”他稱廖平“在新舊過渡的時代，可以說是具有革命性的一位學者”。郭沫若后來好作翻案文章，不迷信成說，他在五四時期用現代啟蒙思想的觀點闡釋傳統文化精神的思路，在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時因對文獻典籍流傳之中的真實性產生質疑，轉向地下考古發掘的史料去尋找古代的真實，進而開始對甲骨金文的研究，凡此種種，都與廖平治學理念和學術思想對其影響不無關系。

負笈東瀛，郭沫若開始在日本九州帝國大學留學，并選擇了醫學專業。這是他在“科學救國”時潮中所做的選擇，文史之學那時被看作無用之學。整整十年，郭沫若經歷了與在國內求學完全不同的學習過程，概言之：“讀的是西洋書”。郭沫若系統學習了西方近代以來的自然科學知識，并接觸了前沿科學理論。譬如，他聽過愛因斯坦講“相對論”，觀摩學習巴甫洛夫的生物學試驗。與此同時，他還大量閱讀了西方近代以來文學、美學、哲學等人文與社會科學著作，這讓他在棄醫從文之時能夠從容不迫地轉身。

郭沫若曾用一個短語，概括其留學十年的收獲：“愛科學”。那是他在1955年率領中國科學代表團訪問日本，重返母校作講演時說到的。他感謝母校的教育給予他兩樣東西：愛祖國、愛科學。所謂“愛科學”，其實就是賦予他以科學精神、科學思維。醫學、自然科學的學習，或許并不能直接運用于歷史學研究，但是科學精神的涵養、科學思維的訓練，是任何一種學術研究所不可或缺的。

兩段不同的學習經歷，從傳統到現代、從東方到西方，不同學科領域的知識積累，使郭沫若的知識系統具有跨越學科和時代的豐富性、開放性與包容性。這使他具有將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相互融通的能力，將科學思維與形象思維統合在一起的能力。這正是他所推崇的像歌德那樣的文化巨人所具有的百科全書式的學識與能力。

開創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

“這樣的社會生出了這樣的一個人”

郭沫若的個人經驗、社會經歷、文化背景、文化個性都有其獨異之處，多重因素集合在一起，讓郭沫若具有了一些他人難以望其項背的文化特質。所以他能夠在學術思想上 （當然不止于此，譬如，在文學創作上）得時代風氣之先，領時代風氣之先。盡管如此，郭沫若個人所做的文化選擇，其實還是包含在時代必然發展的選擇之中。他，也可以說是生逢其時。

20世紀中國的歷史進程中，有一個突出并且貫穿整個世紀的主題：革命。推翻幾千年封建專制皇權的辛亥革命、進行現代思想啟蒙的新文化運動、廢文言興白話開創新文學的文學革命……從國體、政體，到思想、文化、經濟、法律、教育……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無不進行著革故鼎新的變動。這一場風起云涌的世紀革命在根本上是中國社會從傳統到現代轉型的一個過程，學術亦不例外。中國史學原本就有經世致用的傳統，當然更不可能游離于“革命”這個主題。所以從史學史、學術史的視野來說，郭沫若開創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也是在20世紀中國史學從傳統向現代發展的進程中實現的。

向西方思想文化學習先進的東西，是20世紀中國史學各個學術流派都曾持有的態度，包括被視為文化保守者的學衡派、南高史地學派，這給中國史學提供了許多選擇的可能性，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在開始時處在一個非主流的地位。但是隨著中國革命的發展進程，引領了社會革命、政治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勢必會在思想文化領域逐漸壯大，從非主流走向主流。郭沫若在這樣的歷史態勢中走進歷史學，可以借他自傳“前言”中的一句話說：正是 “這樣的社會生出了這樣的一個人”。馬克思主義具有的真理性，是建立在它的科學性、實踐性之上的。郭沫若以他的學術研究，為中國史學驗證了這一點，所以他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有篳路藍縷之功。

在完成《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并進入到古文字研究領域之時，郭沫若曾為東洋文庫主任石田干之助題寫過一首詩：“呢喃剪新譜，青翠滴清音。對此欣欣意，如窺造化心。”石田干之助為郭沫若開始甲骨文研究提供了很大幫助，郭沫若為之題詩有答謝之意。而詩中表達的是他在做出新的人生選擇之后充滿自信、欣然雀躍的心情。盡管馬克思主義當時在中國社會還遠未成為主流思想，《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引起的關注也是批評乃至攻擊多于贊譽，但郭沫若仍有理由自信。他的學術自信，源于他在理論上的自信，他相信唯物主義、辯證法可以科學地闡述、揭示中國社會的歷史進程及其未來走向。郭沫若此后在歷史學術領域的耕耘、收獲，也詮釋著他的自信。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郭沫若紀念館研究員、中國郭沫若研究會執行會長：筵蔡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