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汝信（見上圖。資料照片）交談，你會感覺無拘無束。這位耄耋之年的著名學者面容清癯，言語平和，什么復雜的道理，在他那里都淺顯易懂；什么艱難的往事，在他的視野中都只是一種自然經歷。

　　他成長在上海，家境富裕，畢業于圣約翰大學，一口流利的英文，但他也是中共上海地下黨員，后來投筆從戎，還在朝鮮戰場出生入死整整5年半；他研究的是西方哲學，擔任過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等領導職務，但繁重瑣碎的事務性工作與他的哲思互不沖突。熟悉汝信的人都認為他是個奇才，行事游刃有余，研究融會貫通，“什么都難不倒他”。

　　自從194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以來，無論研究什么，不管寫到哪里，馬克思主義始終是他治學的指南。2004年，他被選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咨詢委員，還參與編寫重點教材《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上百次審議會議中，他每次都有所建議。“在他的身上，我們年輕一代看到了一位馬克思主義學人的修養和執著。”工程辦公室的幾位青年工作人員這樣認為。

　　■“戰爭的考驗，讓我后來可以坦然面對一切起伏和榮辱”

　　說起身在上海地下黨的那段歲月，汝信仿佛又回到了青春時光。“其實，當時在上海，有許多大學生都懷抱理想，投身學生運動，紛紛加入了中共地下黨。我只是其中之一。”新中國成立后，汝信所說的這些學生地下黨員中有很多人成為各個領域的青年才俊，改革開放后又大多成為各行業的領導干部或學術領軍人物。汝信則成為哲學名人。

　　在黨的外圍組織讀書聯誼會中，他接觸了馬克思主義，入黨后又從秘密渠道閱讀了來自解放區的各類讀物，包括毛澤東的著作。從馬克思主義學說中，從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理論里，他看到了中國的希望。

　　解放大軍開進上海，這位圣約翰大學政治系的畢業生，對新中國充滿憧憬，先是參加護廠護校，后又參與社會調查；當大軍南下急需干部時，他又意氣風發地入伍，可部隊尚未開拔，便接獲命令，赴朝參戰。“我們連冬裝都來不及換，就匆匆登車北上，在車站臨時停車時才下車換裝。”回想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汝信感受到的是人生車輪急速飛轉，“真是黨需要到哪里就到哪里！”

　　汝信的英語水平很快就派上了用場，從中國人民志愿軍第九兵團政治部轉入司令部當英語翻譯，每天面對一撥撥俘虜，他要甄別身份，搜集情報，一介文弱書生迅速鍛煉成勇敢的戰士。在炮火硝煙中穿行，天天由這個坑道躍進那個坑道，他經歷了從第二次戰役一直到第五次戰役的全過程，不但當過翻譯，還在作戰處、情報處任參謀，做過王必成將軍的秘書，司令部的各類工作幾乎都輪了個遍。“炸彈就在身旁爆炸，有的戰友犧牲了，一位圣約翰大學的同學倒下了，但我的意志更堅定了，這就是戰爭的考驗，讓我后來可以坦然面對一切起伏和榮辱。”

　　在汝信的經歷中有許多學術探索都是時代促成的，憑著他的勤奮和領悟，又結出了累累碩果。在上海讀書時，因為要閱讀社會主義理論，他開始自修俄文，奔赴朝鮮戰場途中，經過沈陽的國際書店，他買了本俄文版的《車爾尼雪夫斯基選集》，從此，這本書成為他提高俄文閱讀水平的基礎教材。戰斗之余不忘學習，躺在坑道里仍在捧讀，不僅讓他回國后寫出了《論車爾尼雪夫斯基對黑格爾美學的批判》，翻譯了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漢諾夫的著述，還曾臨時上陣，當起了俄文翻譯。

　　從朝鮮戰場回到祖國，他轉業到中國科學院，在院部工作；1956年隨團赴蘇聯考察，沒料到原定的翻譯缺席，全團只有他對俄文還略知一二，就被大家推舉為臨時翻譯。“我的口語那時還不行，結果洋相不斷，記得最深的一次是蘇聯專家說集體宿舍，我怎么也聽不懂，他就畫了間房子，里面還有床，我一下就明白了。”這個故事在汝信的口中是玩笑，但卻說明，在實踐中學習，在工作中積累，是汝信學術思想的特征。

　　■“馬克思雖然沒有寫過系統的美學專著，但在美學史上卻具有劃時代的貢獻”

　　上個世紀50和60年代，全國上下都在學哲學、用哲學。汝信很幸運，考上了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追隨著名學者賀麟讀副博士研究生，雖說后來副博士這個學位不再使用，但他卻從此深入研讀了德國古典哲學，尤其對黑格爾有獨到心得。他還將西方哲學一一梳理，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來源了然于胸。

　　研讀西方美學史的人都不會忘記，1963年，《西方美學史論叢》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汝信的第一部代表作，與20年后出版的續編一起，已成為美學研究的必讀。汝信在專著中，對古希臘以來直到20世紀初期的西方重要美學家逐一分析，其中最為突出的特點就是他運用的是馬克思主義觀點。他認為，馬克思雖然沒有寫過系統的美學專著，但在美學史上卻具有劃時代的貢獻。因為馬克思把美學現象放到人類社會生活和歷史發展的整體中去考察，和現實人豐富多彩的實踐活動與人在未來共產主義社會里的全面發展聯系起來加以研究，從而從根本上突破了以往傳統美學的框架。

　　汝信不僅對西方哲學了如指掌，還對中國哲學素有研究，可謂學貫中西。汝信回憶說，這也是時代造就的結果。那時，任繼愈受毛主席和周總理之托，研究世界宗教，還主持編寫中國哲學史，任繼愈點名邀請汝信參與。任繼愈認為，如果都是中國哲學的專家參與，思路就難以拓寬，所以一定要有汝信這樣的外國哲學人才加入。汝信因此又系統研究了中國哲學的發展。

　　汝信回顧自己的治學歷程，對周谷城、賀麟、朱光潛、任繼愈等前輩大師的言傳身教念念不忘。尤其是賀麟和朱光潛兩位老學者對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精細研讀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賀麟還在81歲高齡時入黨，更令他感慨不已……

　　■“他始終在求索，一直在開創，不斷在思考”

　　車爾尼雪夫斯基有一句名言：“歷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田野中前進的，有時穿過塵埃，有時穿過泥濘，有時橫渡沼澤，有時行經叢林。”汝信回顧近70年的尋美求真之路，對此感悟頗深。

　　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哲學曾長期活躍在風口浪尖上，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更是名重一時。汝信在做學問的同時，不斷撰寫文章，參加寫作班子，還曾住在人民日報的招待所里寫出一篇篇討論哲學的文字，投入思想論戰。所有這些，加上中國發展道路的坎坷不平、理論建樹的風風雨雨，讓他逐漸認清了許多問題，對他80年代以后的治學產生了深刻影響。

　　改革開放之初，汝信在美國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全面研究了現代存在主義哲學的創始人、后現代主義先驅克爾凱郭爾，帶著10多麻袋哲學書籍回國后，他很快就寫出《看哪，克爾凱郭爾這個人》等文章，立即引發熱烈討論。他為博士生周國平的著作《尼采，在世紀的轉折點上》作序，其中說道：“在歷史的審判臺前，只有弱者才需要辯護，而尼采卻決不是弱者。他所需要的不是辯護，而是理解。”序言發表在人民日報上，轟動一時。全面分析西方現代哲學的發展歷程，使他從新的角度認識了人。

　　《美的找尋》是汝信寫的美學散記，多次再版，而且被很多人所珍藏，反復閱讀。這部名作，文字曉暢優美，從繪畫、雕塑到芭蕾、戲劇，無不涉獵。在莎士比亞故鄉看《麥克白斯》《吃土豆的人》對社會的啟示、羅丹博物館的觀后感、畢加索的再探索、《天鵝湖》的結尾和莎樂美的愛，讀者隨著作者在找尋美的過程中開啟了心智。用散文的形式來探討美，是汝信埋藏在心中多年的想法，他始終認為，美學一定要與社會相聯系，讓更多的人去領悟，不然，美學就失去了社會意義。“美就在我們面前，美就在我們的生活里。”2007年12月，他在再版序言里這樣說。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汝信又踏進了新的領域——世界文明對話。1994年起，在他的主持下，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世界文明比較研究中心”，數十位學者聚集一堂，將目光投入到世界各地，編撰出版了《世界文明大系》《世界文明通論》等，還組織了一次次國際學術會議，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關注。“他始終在求索，一直在開創，不斷在思考。”聽過他的課、讀過他的書、關注他的學生和學者這樣評價他。

　　“以人為本”，是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對我國社會發展提出的新要求。經過數十年哲學討論的大風大浪，身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形成過程的見證人，汝信深感“以人為本”的來之不易。近些年，他多次在大學講堂上對后輩學子闡述以人為本的由來，從文化建設的角度提出殷殷期望。

　　“回顧自己的探索過程，經驗教訓不少，成果實在不多。”汝信對自己的學術生涯經常反思，謙遜之情每每自然流露……其實，汝信就是20世紀后半葉我國美學發展的一個縮影，讀美學，離不開讀汝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