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晉藩先生近照。 本報通訊員 盧云開攝

　　用雙倍放大鏡讀字的習慣暴露了他的年紀，不然你看不出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張晉藩已經84歲了。他精神矍鑠，風度翩翩，即便還看不清來人的相貌，也會溫和篤定地站起來，微笑、問好、握手。

　　學者們為了他的著作《中國法律的傳統與近代轉型》（英文版）首發式而來，年輕的學子們則為了爭睹法學大家的聚會擠在門口。6月10日，中國政法大學綜合科研樓的會議室里，嘉賓席上一半是他的弟子，另一半也聆聽過他的傳道解惑。沒有人稱呼他的職稱或哪個職務，所有人都是一句親切而恭敬的“先生”。

　　“先生，一會您有一個十五分鐘的總結發言。”

　　“先生，一會您在這兒贈書。”

　　“先生，您給大家簽一下字吧。”

　　他笑著答“好”，在每本贈書的扉頁上耐心地簽下名字。這本專業的法制史著作曾在十年之間再版了兩次，每一次都經歷了近乎苛刻的修訂。2008年中文版的修訂中，張晉藩曾把數百頁的書籍拆開，一頁一頁附上了修訂的紙條。正是這次修訂之后，他的視力就不再跟得上他的精力了。

　　但這似乎并沒有影響他在學術上一貫的“勁頭”。僅過去的五年中，他就撰寫了6部著作，篇幅超過400萬字，主編學術著作7部，發表學術論文69篇，主持了國務院重點文化項目《中華大典·法律典》，并出版了一直主持編寫的《中國少數民族法制通史》四卷。再往前看，治學六十載，著作等身，目錄用三號字寫在A4紙上，可以打出近30頁——正是這些書目，構成了新中國法律史學的學科構架。

　　作為中華經典的外譯項目，《中國法律的傳統與近代轉型》在英語世界的出版讓張晉藩尤為感慨：“我希望這本書用跨越時空的法制文化為‘法治中國’提供歷史視野與經驗教訓，也希望它能表達出中國法制文明的典型性與特殊性。”

　　中國法制的近代化艱難而復雜，同時伴隨著倫理與文化的轉型和爭辯，觀念輸入與法制傳統的激烈博弈。張晉藩理想中的轉型方向，是一個生發于中華法制、倫理傳統的“法情允諧”的社會，他多次批評那種單純的拿來主義態度，“一個民族如果不尊重本民族的優秀傳統，那這個民族不會有出息”。

　　他一生都懷著這個念頭，也深深影響了他的學生。他的弟子、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趙曉耕對老師當年的一句話記憶猶新：“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卻在國外，中國法制史研究不能重蹈覆轍，其研究中心必須回到中國。”他的另一位學生、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朱勇記住的則是這句話——“中國法制史學必須走向世界”。

　　在具體意義上，走向世界已經如此簡單，但在歷史和觀念意義上，這一步卻艱難漫長，對張晉藩而言，過去六十載的治學都是對這一步的丈量。也許是這個原因，當人們以為他的致辭已經結束時，他對著臺下的國際出版公司說了句“題外話”：“我有個建議，在座的都是中國當代有學術成就的中年學者，我建議斯普林克出版公司多關注他們，多重視他們的成果，讓今天這種交流延續下去。”

　　臺下的學者們會心一笑。（本報記者 劉文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