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振鐸（1898—1958），祖籍福建長樂，號西諦，又寫作Ｃ、Ｔ，筆名郭源新，其藏書題識常署名為紉秋居士、幽芳閣主、幽芳居士、幼舫等。鄭振鐸的活動交往大多在文學界與藏書圈。數十年來，學界研究聚焦于作為作家、編輯、藏書家的鄭振鐸，但他對新中國圖書館事業發展的卓越貢獻仍未得到充分的挖掘。

　　直接與聞圖書館建設籌劃

　　新中國成立前后，我國圖書館建設經歷了一次巨大變革，清理了反動、淫穢的書刊，增加了馬列主義和經典著作，改變了圖書館的藏書成分，同時也加強了黨對圖書館事業的領導。

　　在對各圖書館的接收中，鄭振鐸作為新中國第一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長，站在建設國家圖書館的高度給予關心和指導。尤其是對北平圖書館的接收，他從該館領導班子的配備到各項重要規劃，都直接與聞，凡有接收捐獻或收購到的重要善本，都優先轉給北圖庋藏。當時，上海還沒有一個大型的公立圖書館和博物館。他非常著急，多方呼吁。1951年4月，他在致端毅（當時的華東文物處副處長）的信中說：“此事必須早日辦，上海市實在不可一日無圖書館、博物館也。”后來，他多次到上海視察、商量、督促。1952年3月，上海正式建立了圖書館和博物館。他又給陳毅市長等人寫信，推薦可以發揮一技之長的人士，其中有“邃于版本目錄之學”的瞿濟蒼、瞿鳳起兩兄弟。1950年，他領導成立了圖書分類法工作小組，參加者有于光遠、王重民、向達等人，甚至革命前輩徐特立也被他請來參加了座談，幾經努力，制訂出新中國第一部比較科學的圖書分類法。1954年，他親自主持了全國第一屆公共圖書館工作人員訓練班，并主講“中國古典文學的宣傳”，此外，還邀請馮雪峰、傅青華、何干之、袁翰青等名家去講課。

　　為發揮專業刊物導向作用，1950年1月，他主持創辦了《文物參考資料》月刊，并在該雜志上開辟“圖書館專欄”。1955年，他創辦了《圖書館工作》雙月刊，擴大了圖書館的宣傳陣地。他辛勤地做著很多開創性的工作。“九載辛勤籌劃忙”，“規劃苦君常不眠”，他的同事王冶秋所寫的悼念詩句正是他嘔心瀝血的真實寫照。

　　明確圖書館職能定位

　　鄭振鐸認為圖書館的職能就在于充分發揮藏書的作用，藏而不用，那就失去了價值。他常常對人說：“圖書館的書是要讀、要用的。從前的藏書樓，像寧波范氏天一閣，只是藏書而已。不要說外邊的人，連范氏的子孫們也只許每年在曬書時候才和書見面一次，實在太可惜啦。”他多次指出：“有書而不加整理，不給人使用，不使其發揮應有的作用，不讓它們為科學研究服務，那就是把持資料、壟斷學術的霸道行為。”他十分重視圖書整理工作。他在《談整書》一文中提到：“有一個督促加速整理的辦法，凡新書沒有整理好的，暫時停止買古舊書，外文書刊沒有整理好的，暫時停止買外文書刊。等到把舊的整理好了，才能買新的。否則越積越多，何年何月才能清理完畢呢？再者舊的沒有整理好，特別像古舊書之類，也沒有法子再去購買，因為不知道究竟有沒有這些書。”

　　他強調要認真對待圖書資源的共享問題。他在《談分書》一文中說道：“把自己所不需要的或不合用的書報，分配給了別的圖書館，那是功德無量的事，那是毫無私心的光明磊落的事。書是天下公物，誰也不能坐而擁之。大大小小的圖書館，彼此互通有無，誰也沒有保密的必要。”現在，有的圖書館還存在著本位主義，自己不用，也不許別人用，這是極大的浪費，應堅決摒棄。

　　他呼吁圖書館應該重視宣傳館藏資源，激發讀者的閱讀熱情。他擔任文化部副部長后，雖工作更加繁忙，但他看到許多有價值的圖書仍塵封在圖書館，深感痛心，自愿當起導讀的角色。他在《人民日報》開了一個輕松的富有詩意的書評專欄——漫步書林。他說：“書林是一個最可逛、最應該逛的地方，景色無邊，奇妙無窮。不問年輕年老的，不問是不是一個專家，只要他（或她）走進了這一座景色迷人的書林里去，只要他在那里漫步一會兒，準保他會不斷地到那兒去的，而每一次的漫步也準保會有收獲的。”他還熱心回答讀者的來信，鼓勵讀者充分利用圖書館，多讀書，讀好書。

　　加強圖書館藏書建設

　　鄭振鐸認為藏書建設是圖書館的最基礎工作，如何使用購書經費，把錢用在刀刃上，這絕對不是一件簡單、容易的事，也不是派某某總務科的工作人員到書店里跑一趟就能解決的問題。他建議：如果要買書，書目非由專家開出不可。各研究單位或大學圖書館的人員，必須綜合各位專家所開列的單子去買書。公共圖書館也應該時時請教當地的專家，了解他們的需要，再動手買。

　　為節省圖書經費，他主張進書渠道多樣化，充分發揮社會捐贈的力量。他參加華東工作團，在緊張工作之隙看望了著名藏書家，常熟鐵琴銅劍樓的后人瞿濟蒼、瞿旭和、瞿鳳起三兄弟。鐵琴銅劍樓藏書保存五世，歷年逾百，就經歷之長而言，僅次于寧波范氏天一閣藏書，且精品甚多，實海內私家藏書中最完整的寶庫之一。瞿氏兄弟久已仰慕鄭振鐸的學識和熱情，毅然將珍貴的宋元刊本及抄校本52種、1800余冊捐獻給國家，并且將另外一些善本作價歸公，這批書全部都歸藏于北京圖書館。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的較早一次捐獻，在當時影響較大。他稱贊瞿氏三兄弟“此項愛護文化、信任政府之熱忱，當為世人所共見而共仰”。他指示各圖書館應舉辦各種形式的展覽會，特別是贈書部分，一方面讓大家觀賞，另一方面也是對捐獻者的宣傳表揚，同時也可以教育更多的人來關心圖書工作。在他的過問下，北京圖書館一年總要辦幾次展覽會。

　　他不僅發動社會捐獻，自己也以身作則。鄭振鐸是藏書家，“予性疏狂而好事，初搜集詞曲、小說、彈詞、寶卷，繼集版畫，皆舉世所不為者也。抗戰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余種。近則大購自置東西文美術考古書二千余種，復集漢、六朝、唐俑五百許品。心殫力竭，勞而不倦，而意興不衰。”他一生惜書如命，但他把所藏全部獻給了國家，這些書約10萬冊、1.7萬種，北京圖書館接納了這筆無比豐厚的遺產，以“西諦書庫”專室儲之，后來還編印了《西諦書目》。

　　鄭振鐸為處于轉型時期的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做了大量的富有成效的開創性的工作，是當之無愧的開拓者之一。毛澤東曾詼諧地說，“圖書館的事情問鄭振鐸好了”，流露出他對鄭振鐸主持圖書館工作的充分信賴和贊許。

　　（作者單位：福建師范大學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