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中國故事學的六十年，我們發現具有學科意識與開拓精神的學者，他們的學術歷程，遠遠超越學術個體的意義，而與學術共同體的思想歷程互為表里，并在學科生長的歷史節點上，都留下屬于他們的學術領地！劉守華先生是老一輩學者的代表，他從事民間文學研究60載，尤其在中國故事學領域成就卓著。

　　筆者有幸師從劉先生，其為學與為人并重的治學情懷，讓我們真切地明白了學術品格與人格的內在聯系。細讀劉先生的研究論著及學界評述，結合我們聆聽先生多年教誨的心得，嘗試對其治學方法作出討論。

　　歷史追蹤的“執著式”治學方法

　　劉先生善于以歷史追蹤的大視野和敏銳的學術眼光，樂而忘倦地持續關注學術研究的新進展，階段性地深入參與相關討論。同時，以論證的深刻與新材料的發掘為亮點，歷經數十年而不輟，執著研究，較有代表性的是劉先生對《黑暗傳》近30年持續追蹤的經典個案研究。

　　1983年11月2日，劉先生收到神農架文化干部胡崇峻寄來的《神農架民間歌謠集》一書，覺得收錄的長篇歷史神話敘事詩《黑暗傳》非常奇特。他以此為基礎，于1984年5月撰寫了《鄂西古神話的新發現——神農架神話歷史敘事山歌〈黑暗傳〉初評》，這篇論文對《黑暗傳》作出的重要論斷，成為學界密切關注《黑暗傳》的焦點問題：“過去人們認為在漢族地區已經沒有遠古神話，更沒有神話史詩在民間口頭流傳，神農架《黑暗傳》的發現，便填補了這一空白。” 1987年，劉先生結合新的研究成果，在《湖北日報》發表文章，認為其神話傳說部分可以視為漢民族的神話史詩或廣義神話史詩。

　　1990年代，劉先生從民間文學資料學的角度，繼續關注并鼓勵胡崇峻做好《黑暗傳》的手抄本和資料本的收集與整理工作。2001年，劉先生為了回應《黑暗傳》在海內外的熱烈反響，撰寫長文《〈黑暗傳〉追蹤》刊發在臺灣《漢學研究》第19輯第1期，為《黑暗傳》的學術史提供了清晰的邏輯線索。2002年，劉先生將胡崇峻歷二十年費盡心力收集與整理的《黑暗傳》，推薦給長江文藝出版社正式出版。劉先生撰寫序文，并作《漢族史詩〈黑暗傳〉發現始末》為題一文。劉先生認為，《黑暗傳》的整理本是胡崇峻按照袁珂先生和自己關于慎重整理的要求完稿的，和原來那些雜亂唱本相比，內容更豐富完整，文詞更優美，可讀性更強，但深入的學術研究還是應以原始資料文本為據。

　　2010年，劉先生針對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評審《黑暗傳》的問題，找到了明代通俗本子的新史料，發表《我與〈黑暗傳〉》一文，進一步闡述其學術價值。2012年，劉先生又收集到敦煌寫本《天地開辟以來帝王紀》，將其與《黑暗傳》進行比較，完成《再論〈黑暗傳〉》一文，認為早在唐代就有以記述民間神話傳說為主又夾雜了一些佛教知識、顯得比較淺顯通俗、具有啟蒙讀物性質的抄本在民間廣泛流傳，這個寫本和現今流傳的《黑暗傳》唱本敘說中國歷史的整體結構和敘說方式十分契合，可以明確其源流關系。

　　從1983年接觸《黑暗傳》，到2012年發現敦煌寫本，近三十年來，劉先生既是首倡《黑暗傳》作為漢族神話敘事詩價值的重要學者，也是執著堅持《黑暗傳》研究、持續參與學術討論的權威學者。

　　以本土材料為核心的“原創式”治學方法

　　劉先生多次強調治學必須堅持本土經驗的學術意義。他堅持以本土材料為核心，運用比較文學的方法，發現新材料，進而作出具有原創性的學術成果。

　　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中國民間文藝學，受西方文化人類學、社會學和民族學的影響，學者們大量借鑒和運用西方的理論與材料，在中國民間文藝學的相關領域中形成了西學熱潮。劉先生積極關注這些理論，但始終堅持以本土材料為出發點，堅守本土學術理念，完成了許多因新材料的發現而具原創性的學術成果，創建了以中國故事史料為核心的中國故事學學科。

　　1979年，劉先生以本土材料為核心，相繼發表民間童話比較研究的系列文章。1985年，其《中國民間童話概說》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該書系統論述中國各民族童話的范圍和分類，探討了童話藝術特征。此后的十余年中，劉先生立足于中國本土材料的發掘與發現，運用比較文學的方法，撰寫了數十篇關于中國故事與歐洲、亞洲國家民間故事比較的論文，并于1995年出版了40多萬字的學術著作《比較故事學》，開創了中國比較故事學這一新領域。這一成果，集中體現了其堅持以本土材料為核心的研究思路，學者認為，“在其獨創性的連續性上，回答了歐亞大陸約75組同類故事的影響關系問題，認為故事最初形態——影響研究中的原型研究有兩種：現存原型和構擬原型，著力闡發了母題類型比較的方法，進行故事母題、主題比較時，充分吸取比較文學中主題學的成果與方法，使之更具有理論的深度”，從而為該學科的建立打下了更為堅實的基礎。

　　1999年，劉先生又出版了《中國民間故事史》一書，他凝聚學術智慧與本土材料的力量，辛勤泛讀100多種古籍，從超出幾倍乃至幾十倍的典籍中，精選出300多篇故事文本，加以重點引錄評述。在書中，他以現代民間文藝學銳利的科學眼光與分析力，對各個重要故事文本，作了切實的�？�、評釋，且各聯系有關史實文獻及文化背景，剖析其重要的文化內涵、美學特征、所屬故事類型，并探求其來龍去脈，取得了大量的創造性成果。學界認為其首創了具有鮮明學術個性與民族特征的學科體系。

　　廣泛開展學術交流的“對話式”治學方法

　　劉先生多次講到，他的學術成長，與學界眾多的專家學者的扶持與指導密不可分。這些扶持與指導，一方面是他精當的學術成果為學界所關注；另一方面，是其廣泛開展學術交流的“對話式”治學方法的一種體現。前者是劉先生學術精進的客觀反映，后者則是其博采眾長、廣開視野的主觀訴求。

　　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術界對劉先生故事學成就的評論文章逾百篇，可直觀地見出劉先生學術交流的廣泛性與開放性，體現了其同行相長、謙虛求教的學術理念。他治學沉穩、雄健，在勤勉向上的學風里面，寓含了他樂學求學的謙謹品格。他得到了季羨林、鐘敬文、賈芝、姜彬等學術大家的教誨與勉勵，也與國內學界的一批知名學者積極對話，還經常與學生們討論自己的論文成果與新思考。

　　劉先生不僅注重國內學術交流，也積極與國外學者展開學術交流，這種學術交流的開闊視野與博大胸襟，成為先生巨大的學術動力與資源，也使其成為中國故事學領域學術交匯的神經中樞，催發了幾代學人經由自己的學術互動而形成的良性學術交流機制，追求學術自身的意義，引導創建了中國故事學學科。

　　學者是一種力量，他們發現真理，創建學科，延續學術的生命力。學者更是治學方法的創立者，在其優秀的學術成果中，后學們才得以在研究中尋找到面向真理、走向真理的可靠路徑。這些在劉守華先生的治學中有著深刻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