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明升：推進我國網絡法制建設的思考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特色虛擬社會管理模式研究”首席專家、華東政法大學教授

從法律層面來說，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應為協調網絡管理職責提供根本法律依據，國務院有關部門不僅要制定宏觀信息產業發展戰略，更要前瞻性地擬定互聯網行業標準和技術法規。

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關于加強網絡信息保護的決定》，以法律形式保護公民個人及法人信息安全，并賦予政府主管部門必要的監管手段，對加強虛擬社會管理具有重要意義。但相對于網絡超快速發展的實踐，目前我國針對網絡的部門性監管和指導性法律規制仍顯滯后，主要受以下幾方面因素影響。

其一，網絡應用理念切換迅速。在Web1.0時代，我們成功建立了以“網站內容服務”為抓手的管理模式，但在博客特別是以微博為代表的Web2.0時代，依托“網站”進行管理的既有模式已捉襟見肘。究其原因，是網絡應用理念的切換頻率超過了網絡法律規制的進展速度。其二，網絡功能日趨多樣化。例如，3G網絡催生出集語音短信、視頻、圖片、文字于一體且支持多人手機群聊的“微信”，微博基于用戶關系信息分享、傳播及獲取平臺又分化出基于用戶關系的營銷平臺，等等。網絡功能多樣化發展在客觀上形成了法律管理“空白區”，增加了法律規制難度。其三，網絡法規相互掣肘。我國現有互聯網法律法規單向管制色彩較重，在實踐中很難做到縱向統籌和橫向協調，因此互聯網法律監管在實際應用中常常出現交叉沖突的現象。其四，權利界限不清晰。網絡管理者需要把控網絡秩序，而網民關注更多的則是網絡權利。網絡秩序與用戶權利的張力，反映網絡法制尚未在網民權利和義務間找到平衡點。比如，網絡反腐已成為網民的監督利器和議政方式，但也極易帶來人肉搜索、網絡推手、網絡獨立調查人等游走于法律邊界的行為方式。

推進我國網絡法制建設，需要從以下幾方面著力。

一是加快制定上位法，協調權力機構間的關系。互聯網發展首先是技術上的，若對信息技術前景及功能模式預判不足，就會導致先發展后治理、以管理代治理和多頭管理等困局。因此，解決網絡管理的“部門化”傾向，需要建立結構功能明晰的法制體系。現在，我們已經成立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并成立了相應的辦公室作為日常管理機構。但從法律層面來說，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應為協調網絡管理職責提供根本法律依據，國務院有關部門不僅要制定宏觀信息產業發展戰略，更要前瞻性地擬定互聯網行業標準和技術法規。此外，網絡立法還應注重各方的權責平衡和權責明確，以便配套法規相互銜接。

二是加快構建分類分層的網絡法制體系。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使得網絡應用已逐步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之衍生而來的信息安全問題也日益突出，信息安全已經成為關系到一個國家經濟和社會生活正常運行、影響國防安全和企業及個人財產安全的重要因素。我們應加快制定《信息安全法》，有效保障國家、企業以及個人的信息安全和基本網絡權利。推進《電子政務法》立法進程，規范電子政務活動，更好為社會公眾提供信息服務。完善網絡交易立法，更好維護各方權益。此外，還要劃清“禁止性規范”與“義務性規范”邊界，確保網絡行為良性發展。

三是堅持規制“用戶”與規制“網站”并重。借鑒Web1.0時代以“網站”為規制主體的管理經驗，明晰網絡服務供應商義務，界定網絡公司媒介功能，規范網站工作人員后臺操作。順應Web2.0時代的“用戶中心”模式，既要規制網絡中的不法行為，如網絡詐騙、盜竊私人信息以及網絡軟暴力等，又要完善法律授權，保護用戶合法權益不受侵犯。

四是提高風險管理意識，設立網絡應用前置審批程序。網絡管理部門首先應對某一項信息技術和網絡功能的可能性風險作出預判，然后將其歸口到相關職能部門，使之成為前置審批主體。而行政職能部門、行業主體、社會第三方，均可提供網絡新應用的風險識別參數、風險估計要素、風險駕馭要則、風險監控措施，最終由網絡管理部門進行綜合認定和評估，力求將該網絡應用的風險降到最低。

五是注重發揮不同網絡主體的作用，合力推進網絡法治。網上信息內容管理部門、互聯網行業管理部門、打擊網絡違法犯罪部門應各負其責、相互配合，既要落實好分級管理和屬地管理責任，又要形成工作合力。注重發揮互聯網行業組織作用，推動互聯網業界加強自律，督促網絡運營服務企業履行法律義務和社會責任。依靠用戶力量規范網絡文化發展，強化輿論監督、群眾監督、社會監督。互聯網舉報機構應定期向社會公布舉報受理和查處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