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海香：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理論研究的困境與出路

　　學界對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理論的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末期，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成為熱點。但本世紀以來，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理論研究在整體上陷入了困境，對此我們必須加以關注并探索新的出路。

　　世界歷史理論研究不能局限于西方理論范式

　　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理論研究首先面臨的困境是，沒有擺正“世界歷史”與“全球化”間的關系，致使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理論的存在合法性被削弱。目前學界存在著一種“潛在”的共識：“世界歷史”就是“全球化”，“全球化”就是“世界歷史”。這種所謂“共識”既錯誤理解了“全球化”，更錯誤理解了“世界歷史”，從而有意或無意地削弱了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理論存在的合法性，堵塞了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理論在當代的發展路徑。事實上，“全球化”是世界歷史整體進程發展到一定階段所出現的一種現象與一種趨勢，決不能將兩者簡單畫等號，否則，對當代社會也廣泛存在的反全球化和非全球化的事實又該如何解釋？

　　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理論研究面臨的第二個困境是，囿于西方“全球化”理論的局限。自20世紀80年代末期開始，各類西方全球化理論的著述在中國學界被廣泛翻譯和介紹。應當承認，這些翻譯和介紹是必要的，當代西方的各種全球化理論也確有其合理性，但由于我們缺乏批判性的借鑒，致使學界的相關研究束縛于西方學界相關研究的范式和話語，從而加深了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理論研究的困境。

　　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理論研究面臨的第三個困境是，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理論研究的原始創新乏力，尚未形成完全能夠解釋當代世界歷史現狀及其發展趨勢的新范式。世界歷史發展至今，已經出現很多新現象，涌現出許多新問題，如各民族、國家、地域之間的聯系日趨廣泛、快速和緊密的同時，它們之間的不平衡發展也日益凸顯，世界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跨國家、非政府的組織與機構，次國家組織日趨活躍和壯大，故以民族國家為基本主體的國際社會受到了挑戰，等等。究竟該如何認識這些現象和問題？其中的聯系、規律和機制是什么？等等。這一系列問題亟待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理論的科學回答。

　　世界歷史理論創新重在構建新的分析框架

　　世界歷史客觀進程的發展呼喚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理論的創新和發展，但其前提必須是破除對既有理論研究的困境。突破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理論研究的困境，遠不是對相關理論的細枝末節的修改或者簡單的擴展就可以實現的，它事實上是對相關理論的當代重構。

　　第一，應批判性地重置前提性預設。前提性預設是一定時期內研究某一共同問題的學者所共有的對這一問題的基本事實及基本定律的共識，它是經過長期的研究形成的。對于目前的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理論研究來說，就是思考“全球化”與“世界歷史”、“國際社會”與“全球社會”等核心范疇的區別和聯系，在對相關既有理論的前提性預設加以批判性整合的基礎上，重新提出并設置合理的前提性預設，以保證新理論范式的合法性。

　　第二，應提出和研究新問題，尤其是那些具有重大方向性意義的問題。就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理論研究內容而言，我們不能局限于對一些老問題低水平重復研究，而是要反思一些具有重大方向性的問題，如當代世界歷史整體進程所處的階段及其特點，當代世界歷史的多元主體及其相互間關系的特點，當代世界歷史進程的基本矛盾、動力、結構與演進機制，當代世界歷史進程的各個發展階段與環節及其關系等問題，進而在回答這些問題中，拓展理論的深度和廣度，實現理論的創新與發展。

　　第三，應形成解決新問題的新分析框架。在理論研究中，新分析框架不僅可以解釋新現象與新問題，而且還可以通過對舊材料和舊事實的重新加工，從而獲得新的認識。這就要求我們擺脫目前學界出現的“單向性和絕對化”、“以西方為尊”的分析框架，發掘一種既能堅持傳統的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理論的基本精神，同時又能科學反映和概括當代世界歷史主體及其結構特性的新分析框架。

　　以上三個方面的建構必然會導致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理論研究的創新性發展，同時也標示著真正“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理論當代建構的實現。當然，這需要在這一領域極具理論敏感性與原始創新能力的學者們的推動。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提升研究”（13CKS017）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北京工商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