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劉國光。 資料圖片

　　“要市場但不迷信市場，資源配置在微觀上要讓市場發揮更大作用，宏觀上還是要有政府的計劃調控和管理，發揮更好的作用。”

　　一位年逾90的長者，滿頭銀發，依然思路清晰，依然憂國憂民，依然走在時代前沿，這何嘗不是一個“奇跡”！

　　劉國光，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最早倡導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就是這樣一位創造“奇跡”的長者、智者。

　　“人到九十，現在已不算稀奇，但總還是一道驚心的坎。我這一生沒有什么大出息。自知不怎么聰明，自認還算守本分，勤奮以治學，平實以做人。”

　　這是一位老人的自我評價。走近這位經濟學界泰斗，研讀老先生對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刻思考，其高深的造詣、嚴謹的治學、謙遜的處事、豁達的心態，展現給我們的不僅是一位經濟學家的社會擔當，還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歷程的縮影。

　　一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人的堅守

　　1923年11月，劉國光出生于江蘇南京。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在那個顛沛流離、民不聊生的歲月里，一本書改變了他的一生，那就是《資本論》。

　　南京淪陷時劉國光14歲。從南京流亡到長沙、重慶，再到和眾多江浙流亡學生一起考入四川國立二中，愛讀書的劉國光接觸了不少通俗的進步讀物，當看到介紹和解讀《資本論》的小冊子時，他一下子就被吸引了。“小冊子”看得不過癮，正好《資本論》第一卷出版，沒錢買，就找在重慶做小本生意的堂兄要錢，遭來的是責問，“你花那么多錢買那本書干什么？”劉國光很倔強，堅持買了一本。

　　那么厚的一本書，一個高中生即使之前有一定的知識積累，也不可能全懂。求知的渴望以及濃烈的興趣，開啟了劉國光對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孜孜追求；流亡生活的艱辛和痛苦，讓劉國光樹立了“經濟救國，把國家經濟搞上去”的志向。報考大學時，他毅然選擇了經濟學。

　　在由陳岱松領銜的國立西南聯大經濟系，劉國光如饑似渴，既喜歡學習西方經濟學，也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興趣濃厚，把《資本論》二卷、三卷都看完了。“兩種經濟學理論都可以并用，但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主導”的觀點，成為劉國光終生研究經濟問題的立場、觀點與方法。

　　大學畢業后，劉國光先后到天津南開大學經濟系、南京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任教，而后又作為第一批派往蘇聯的學者，在莫斯科經濟學院學習，回國后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

　　做學問就要耐得住寂寞。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劉國光專注于理論研究，從理論上探尋經濟怎樣按比例發展、怎樣才能平穩發展而不大起大落，如何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條件下計劃與市場的關系等。

　　厚積薄發。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鼓舞下，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問題被重新提起。劉國光亮出“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思想，與他人合作推出了研究成果《論社會主義經濟中計劃與市場的關系》。這篇文章在計劃經濟的框架下提出計劃與市場可以而且必須互相結合。這一重大觀點觸及了當時中國經濟改革的核心問題，是理論及意識形態上的重大突破，對我國經濟體制市場化改革取向的抉擇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隨后的十幾年，是劉國光的“豐收年”，出了大量研究成果。在《人民日報》、《經濟日報》發表了不少極具影響的文章，出版了不少專著，如《論經濟改革與經濟調整》、《中國經濟大變動與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發展》等。劉國光首次提出中國經濟“雙重模式轉換”，即經濟體制模式和經濟發展模式的轉換問題，為形成和實施“兩個根本性轉變”的決策作出了先行論證。劉國光對當代中國經濟學的又一重要貢獻，是首次將宏觀調控推向前臺，并提出和發展了穩健的宏觀調控論。此外，他在諸如國有企業改革、現代化企業制度建設、收入分配改革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建樹。

　　劉國光很重視現實問題的解決，他不斷奔走于祖國各地考察、調研，或到國內外參加各種學術會議，把經濟學研究與中國的具體實踐、與當代市場經濟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把西方經濟學融會貫通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推進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奉獻著淵博的智慧。

　　正是根植于改革實踐，經濟學才綻放出理論的光芒。劉國光用言行踐行著他“經濟強國”的志向。

　　一位經濟學家的良知和擔當

　　我們這個時代需要什么樣的經濟學家？如果一位經濟學家能用自己的才學，對自己國家的經濟決策、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這將是多么大的榮耀。劉國光用他的孜孜以求，回答了什么是經濟學家的使命，什么是經濟學家的德與才。

　　在上世紀80年代初，我國改革開放初期，堅持市場取向的改革是很不容易的。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經濟研究所所長的劉國光撰文直指傳統計劃經濟的弊端，承受了很大的壓力，但經濟學家的歷史擔當讓他沒有放棄自己的獨立思考，而是不斷與時俱進地完善自己的研究。

　　“經濟學家一定要有立場、觀點和方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立場、勞動人民的立場、關注弱勢群體的立場，是正直的經濟學人應有的良心，是不能丟棄的。”劉國光這樣說，也是這樣言傳身教的。

　　對于曾經受到的批判和歧視，劉國光看得很淡，他說，“我們這一代經濟學人，經歷了計劃與市場烈火和實踐反復的錘煉。認識的進步需要一個過程，差不多每一個人都是這么走過來的，一貫正確的人是沒有的。”

　　中國改革的實踐豐富多彩，理論的創新永不停步。耄耋之年的劉國光仍活躍在經濟理論的一線，始終關注中國的改革進程。這正是經濟學家的良知和擔當。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吹響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號角，劉國光這位中國改革開放的親歷者、最早呼吁進行市場經濟改革的經濟學家之一，盡管年事已高，仍然不遺余力地為改革鼓與呼。

　　劉國光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漸學會了在國家宏觀調控下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當前和今后，要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在資源配置中使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都要有，不能任意削弱任何一個方面，這個是根本性的問題。

　　“在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問題上，多年爭論未歇。過去我國經濟理論界有兩種思想情結，一種是計劃經濟情結，一種是市場經濟情結。雙方都不否認對立面的存在，都非常執著地強調自己這一方面的重要性，所以會有計劃與市場誰為主誰為輔的長期爭論。”對此，劉國光提出，“我們要堅持市場取向的改革，但不能迷信市場；我們要堅持計劃調控，但不能迷信計劃。”

　　這位豁達的老先生最為牽掛的是對新一代經濟學人的培養。他對青年學者提出了3點希望：一是學術研究要有問題意識，時刻關注當前亟須解決的現實問題和理論問題；二是深入生活、深入實踐、深入群眾，多搞調查研究；三是勇于跟錯誤思想作斗爭，敢于對社會的弊病進行批評，善于為國家發展提供良策，積極擔當社會責任。

　　這也正是劉國光畢生書寫的最為寶貴的人生財富。(記者 陳學慧 趙淑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