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早期關注“三農”問題，到近年來聚焦海洋漁業政策與漁民問題，中國海洋大學法政學院教授同春芬一直堅持將基層調研作為做學問的立足點。

談及調研對學術研究的作用，同春芬用一句話概括：“社會調查是學術研究的基礎，多年的社會調查帶給我最大的感受是，有生命力的學術觀點一定是從基層的調查中形成的。”

專注于漁業和漁民問題的調查研究

同春芬說，“三農”問題是她學術研究生涯的起點。近年來，我國海洋漁業發展面臨資源衰竭、環境受損、生態失衡等一系列問題。受政策和制度因素的影響，漁民的利益不斷受到損害，已經被推至“邊緣化”地位，同春芬的研究視野開始轉向海洋漁業政策與漁民問題。

在采訪過程中，同春芬不斷強調社會調查的重要性，在她看來，社會調查是學術研究的基礎，她將社會調查作為自己學術研究最主要的方法。

社會調查能夠深入群眾，切實了解群眾的問題，獲得書本上難以獲得的知識，同春芬對這一點的體會尤為真切。由于生態惡化等因素，很多漁民陷入無魚可捕的境地，學界一般用“失海漁民“概括這一群體，通過不斷地調查和走訪，同春芬意識到“失海漁民”概念的使用值得商榷。她說，我國海洋漁業資源所有權主體為國家，漁民面臨的真正問題不是失“海”，而是失“漁”，是漁業權的缺失和無魚可捕的問題，使用“失漁漁民”來概括這一群體是比較準確的。

在社會轉型的當下，為深入了解漁村社會的真實情況，同春芬曾在大連市后石村進行了兩年零八個月的調查走訪，調查內容包括村落背景與自然狀況、民間習俗與民俗語言、外來人口與階層分化等，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資料。同春芬從村莊的歷史事實入手，從微觀層面對后石村的經濟發展狀況進行了深刻剖析，挖掘其中的內在品質和外在表現，以后石村為切入點，闡釋我國農村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一般軌跡以及由此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問題。

海洋漁業轉型的根本是漁民轉型

近年來，由于我國海洋漁業資源惡化的狀況日益嚴重，強大的捕撈能力與脆弱的漁業資源之間矛盾日益增大，為應對這一局面，部分地方政府對漁業和漁民采取了雙控（控制漁船數、控制漁船馬力）和雙轉（對漁民實行部分轉產轉業）措施。

同春芬告訴記者，海洋漁業資源是典型的公共資源，當前海洋漁業發展陷入“制度困境”，造成漁業資源的嚴重衰退。具體表現在：“雙控”制度未能取得預期的成效，卻導致了海洋捕撈的失控；“雙轉”制度雖然減少了傳統的漁業勞動力，卻吸納了非漁業勞動力的加入；惠漁政策未能惠及廣大漁民，卻加劇了漁民的貧富分化。

“近年來，漁民的收入總體增長速度低于農村居民，與城鎮居民相比差距逐漸拉大。”同春芬告訴記者，對于海洋漁民群體而言，被“邊緣化”的趨勢十分明顯，此外，由于海洋經濟的快速發展，大批海域被征用、填沒等，海洋漁民世代謀生的傳統漁場不斷地被破壞，由于社會保障的不健全，嚴重影響漁民的生活水平，再加上城鎮化的迅速發展，蘊含獨特文化價值的漁村面臨消失的危險。

海洋漁業轉型的基本目標是使海洋漁業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傳統漁業勞動力向現代漁業勞動力轉型。同春芬告訴記者，其中，海洋漁業轉型的關鍵是海洋漁業政策的轉型，應該對海洋漁業政策的價值取向進行重新定位，將扶持弱勢產業、弱勢群體作為海洋漁業政策的基本價值目標。海洋漁業轉型的根本是海洋漁民的轉型，應該加大對海洋漁業和漁民的政策扶持力度。

加強海洋漁業政策研究

同春芬認為，海洋漁業的轉型需要根據海洋漁業產業發展及其變化的現狀和未來變化趨勢，通過科學地選擇與控制，對海洋漁業經濟各產業進行新的組合，以實現傳統漁業向現代漁業轉變，這離不開社科研究的參與。

“在我國，漁業被列入大農業的范疇，在漁業政策的設計上未考慮漁業的特殊性，也未區分漁業與農業的不同點，新形勢下實施區別的漁業政策已勢在必行。”同春芬表示，海洋漁業政策的研究亟待加強，未來應將漁業政策從農業政策中剝離出來，制訂完整的符合中國國情的合理、科學、有效的漁業政策措施和體系，注重漁民權益的維護以及政策的普惠性，使漁業政策實現社會公平和社會公正。

面對漁業勞動力分化這一現實問題，同春芬建議，應繼續開展推進漁業管理制度創新的研究。例如，應準確界定和區分以營利為目的的商業性捕撈群體和以捕撈為謀生手段的傳統漁民，從立法上確立傳統生計漁民的漁業基本經營制度，對商業性捕撈群體嚴加限制和控制，保護漁業資源。

“海洋漁民作為一個不同于農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特殊群體，由于受到社會變遷和社會政策等制度因素的影響，其在社會系統結構中所處的位置越來越趨于 ‘邊緣化’。”同春芬表示，漁民在海洋開發建設中導致“失海”等權利和利益受損后，他們的擇業、基本生活、醫療、養老等得不到保障的風險更加突出，應該通過制度建設解決漁民的后顧之憂。（記者 張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