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資料缺失和歷時彌遠，還原歷史真相已屬困難，而探尋古人的信仰世界更屬不易。如何跳出科學與迷信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重新審視古人的信仰世界，是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游自勇的研究興趣點。

破解《五行志》的怪異世界

2008年7月，游自勇的博士論文《天道人妖：中古〈五行志〉的怪異世界》獲得“全國優秀博士論文”。《五行志》是二十四史中獨特的一類志書，專門記載各類災異之事物，多數學者在讀史時往往直接跳過這一部分，或者只是把里面記載的內容當作災害史研究的史料。但游自勇卻獨辟蹊徑，從這批紛繁復雜的材料中看到了古代士人階層為制約皇權而建立起的一套話語體系。

讀博期間，游自勇通過郵件與導師郝春文進行大量關于史學方法論的交流，那些在交流中閃現的思想火花不斷撥動著他的靈感，使他不斷思考新的問題，博士論文的題目就是在這反復的溝通交流中敲定的。博士三年，游自勇發表了5篇專業的學術論文，真正開始步入學術的殿堂。

“回顧讀書和博士論文的寫作過程，我感覺最關鍵和最困難的地方在于尋找統領整篇文章的主線。在選定博士論文題目后，我曾長時間陷入亂麻般的材料迷團，找不到一根可以統領整篇文章的主線，寫作提綱幾易其稿，最后在和導師的一次面談中才頓悟，豁然開朗。”游自勇告訴記者，他花了將近9個月時間來尋找這根主線，而真正撰寫論文其實只花了3個月。現在不少博士論文缺乏問題意識，在游自勇看來很大原因就在于煎熬不夠，自然達不到水到渠成的效果。

占卜文獻是民眾信仰的真實反映

如果說《五行志》的系統研究屬于古代國家意識形態建構層面，接下來，游自勇則將目光投向了普通民眾日常生活中的信仰世界。2006年，游自勇進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從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其間參加榮新江教授帶領的研究團隊整理吐魯番地區新出土的一批文獻，由此步入敦煌學研究領域。2008年以后，他將研究重點轉移到敦煌藏經洞及吐魯番墓葬出土的各種占卜文獻上。“敦煌學已走過百年歷程，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車載斗量，留給后學的空間其實十分有限，但還有一個領域是學者較少涉獵的，即敦煌吐魯番出土的占卜文獻。”

游自勇告訴記者，由于知識水平限制，古人認為自己生活在一個充滿各種神靈鬼怪的世界里，出于本能，消災解難是民眾普遍的心理需求，而占卜正好迎合了民眾的心理。占卜文獻是民眾信仰世界的真實反映，游自勇研究的占卜文獻不少都帶有圖像，比如《白澤精怪圖》、《百怪圖》。他說，《白澤精怪圖》就像是一本初級的妖怪指南，是民眾居家生活必備品，即便是目不識丁的人，也能夠對照圖譜來認定鬼怪，從而找到應對辦法。“我的研究思路是不去討論純粹的占卜技術，而是探究占卜背后所要反映的古人的思維方式。”

積累歷史“語感”

宋以前“祭祖”是貴族行為，普通百姓沒有資格在家中祭祀祖先。游自勇的另一項研究重點就是考察唐宋時期民眾祖先信仰的演變，他選取“家廟”（唐宋時期貴族祭祖的場所）作為研究對象，透過家廟營建、維系、破敗的過程，觀察貴族家庭的盛衰。如研究魏徵家族的興衰史，魏徵官至三品建立家廟，表明一個新官僚家族的崛起；魏徵去世后，家廟尚能維持兩代，到魏徵嫡系曾孫時，家廟已經破敗，連最基本的日常祭祀都談不上。一直到魏徵五世孫魏謩當上宰相之后，家廟才重新修葺一新，這其實也就意味著魏氏家族的中興。

當今時代，學術更新速度之快超越了以往任何時期。“中國古代漢語的靈活性很強，適用于同一種事物現象的表述詞匯不止一類，抽離了原典的文獻背景，研究者認識上可能出現偏差。”游自勇認為，即便在數據庫橫行的時代，認認真真閱讀原典仍然必要，依靠這樣的方法積累起自己對歷史的“語感”，從而內化為一種對于歷史聯系認知的 “下意識”，這不是靠其他方法所能造就的。（記者 馬獻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