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沖及先生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代中國近代史學者，他從青年時代起就致力于中國近代歷史的研究，半個多世紀以來在這個領域內取得了不少開拓性成就。從1981年起，金先生先是借調、以后正式轉到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主要負責研究、撰寫黨的第一代領導人的生平、傳記。在新的工作崗位上，他將自己的研究領域從近代史、民國史，擴展到中共黨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金先生在文獻室工作之初，遇到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當代人是否能夠寫好當代史。

■金先生認為：無論當代人也好，后代人也好，其實各有各的“時代局限性”

那時常常聽到一種議論：“當代人沒法寫當代史，只有留給后人去寫。”這種說法相當流行，以致本來有志于此的學者想一想，也躊躇起來，或者望而卻步，不敢輕于一試。如果要批評這種看法一點根據都沒有，那也難說通。它確實有幾條理由：有些歷史事件的意義和影響，時間相隔得久些，反倒看得更清楚些；有些重要史料，常常在以后的日子里陸續發現或公布，當時人未必都能看到；人們對歷史也不斷會有新的認識；而講的更多的是，當代人寫當代史總難免遇到一些忌諱，有的事一時還不便在歷史論著中都公開地發表。這些都是事實，套用一句常用的詞，對當代的歷史研究者說來，這也是一種“時代局限性”。

但反過來又可以提出另一個問題：難道后代人就沒有他們的“時代局限性”了？難道只有他們的論述才是真實可靠的？顯然也無法得出這樣的結論。后人沒有在他準備論述的那些歷史事件發生的時代生活過，無法直接觀察客觀事物呈現出來如此眾多的側面和復雜的演變過程。他們進行研究的依據，主要是以往留下的一點文字資料，或者再加上一些實物資料，然后根據自己的理解去做出判斷和論述。這里自然不乏真知灼見，可是也難免存在弱點。

金先生對此表達了他的看法。概括說來，他的看法如下： 第一，歷史上發生的一切，包括當時的時代氣氛、社會心態、風俗習尚，以至不同人群中的復雜心理，他們對某一事物在認識和感情上的前后變化軌跡等等，未必都在文字資料中保存下來。有時候，越是普遍存在而被人們習以為常的事情，反而容易被視為不言自明而沒有人把它專門記錄下來，或者只是語焉不詳地隨便提到，并不引人注意。就是做了詳細記錄的文字資料，是否都同事實相符，是否有當時人有意的掩蓋，以至曲筆，同那時代相隔較遠的后人要做出準確的判斷，也不是容易的事情。第二，后人所生活的環境會有巨大變化，而人們通常習慣于用自己的經驗去理解或判斷自己從來沒有經歷過的環境和事實，以為事情應當就像他所想象的那樣，這中間容易產生巨大的誤差，正如一個從來沒有到過國外的人要去詳細議論國外的事情，在熟悉情況的人聽起來，有時就覺得隔靴搔癢或似是而非。即便對當年留下的一些文字記載，由于時代的隔膜，能否正確地理解它也還難說。

金先生常引用法國哲學家柏格森舉過的一個例子來說明這一問題。柏格森以巴黎凱旋門為例，說如果給你一百張凱旋門的照片，包括從不同角度拍攝的遠景、近景、全景、局部和各種細部，你看了仍未必能懂得凱旋門。但如果讓你到凱旋門面前站五分鐘，你就會頓時懂得它了。柏格森哲學中過于強調人的直覺而貶低或排斥人的理性分析，這自然有他的偏頗之處，但這個例子仍可以給人以很大的啟發。過去留下的種種史料，有如使人看到一百張凱旋門的各式各樣照片，而歷史研究者面對的問題要麻煩得多：凱旋門前還有可能去重新站上五分鐘，后人對早已逝去的歷史卻無法再到當時的環境中去重新過上五分鐘。他的理解是否準確，有時就難說了。后代對前人歷史的議論，自由倒很自由，可以沒有什么忌諱，不受多少束縛，但往往又帶來另一個問題：容易有太多的主觀隨意性。這對后人來說，是否也是一種“時代局限性”呢？作了這一番比較后，金先生得出一個結論：無論當代人也好，后代人也好，其實各有各的“時代局限性”。

■金先生認為：當代人和后代人所寫的歷史，各有各的優點

金先生同時指出：當代人和后代人所寫的歷史，又各有各的優點。對此，他用一個生動的例子來解釋這個問題。據說世界上的拿破侖傳記，重要一點的有上千種，人們絕不可能把它們讀遍，一般是挑兩頭來讀：一種是最早的，一種是最新的。最早的大體上是同時或時代相近的人寫的，讀起來覺得比較真實而親切。最新的則可能反映出近兩百年史學研究的最新成果。至于在這兩頭中間的大量傳記，一般人就顧不上再去看它，除非其中真有格外杰出的名著。這說明，在歷史撰述中當代人和后人各有各的責任，各有各的存在價值，相互不能替代。因為常有人非議當代人寫當代史，對此，金先生表示：“我想再極而言之地說幾句。在上述兩種歷史著作中，‘最新的’是不斷變動的，今天是最新的，過多少年就不再是最新的了，又有更新的作品去代替它。可是，‘最早的’卻是不變的，它所特有的那種價值始終存在，除非有久經湮沒的更早而更有價值的著作被重新發現。”

因此，金先生認為，歷史研究工作者中有一部分人把他自己親身經歷過的時代、親眼看到或直接聽到過的歷史（這也算是“所見世”、“所聞世”和一部分“所傳聞世”吧）在經過嚴肅研究后寫下來，實在是一種無可推托的歷史責任，不必有那么多顧慮。至于總結較近的歷史經驗所獨有的重大現實意義，就不消再去多做解釋了。歷史終究是已經過去的事，真正在一時還不便公開發表的內容其實也很有限，如果深入作了研究以后，就會發現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么多。

■金先生在研究當代史的過程中，格外重視口述歷史資料的征集和運用

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金先生在研究當代史的過程中，還格外重視口述歷史資料的征集和運用。僅以金先生主編的《周恩來傳（1898－1948）》一書為例，這部書不僅是第一部主要依靠大量沒有公開發表過的原始檔案寫成的黨史著作，而且在研究過程中，金先生先后訪問過一百多位同周恩來有過比較多直接接觸的人。他們所談的內容，常常可以補充許多留存下來的文字記載中沒有見到過的事情。而且每次訪問前，他一定要做好充分的準備，不僅要了解現有文字記載中還有哪些重要問題沒有說到或使人存在疑問，做到心中有數，更要針對被訪問人的身份、背景，提出問題，把它弄清楚，這樣的訪問收獲才會更大。由于被訪問者都是這些歷史事件的親身經歷者，即使他們所談的內容在原有的文字記載中都說過，但他們在敘述時所表達出來的感情，他們認為哪些事實是具有關鍵意義的，他們對這件事實同那件事實之間有什么聯系的理解，也常常能給研究者很大的啟示。這往往是沒有這種親身經歷的人，單從前人的文字記載中未必都能準確把握的。這是口述歷史越來越受到研究者重視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當代人寫當代史的一個有利條件，是后人無法做到的。

金先生用自己的親身經歷證明，當代人是可以研究好當代史的。但他時刻提醒著自己，當代人畢竟還有他的“時代局限性”，這是客觀事實，決不能以為只有自己寫的著作才是最好的，甚至以為這就是“千古定論”，絕沒有那回事。許多重要的歷史課題，往往后人還會一遍又一遍地去重新研究它，寫出新的著作來，并且在許多方面超過當代人的研究成果，但肯定也有許多方面不如當代人所寫的。因此絕不能由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作者為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