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調查應該從村級開始。”“不，應該從縣級著手。”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的會議室里，青年學者們正在熱烈討論基層調研問題。“都別爭了，還是去問問老陸的意見吧！”此話一出，會議室頓時陷入一片沉默。許久，終于有人開口：“一年了，不知不覺，老陸已經離開我們整整一年。”言畢，又是一陣嘆息。他們口中的“老陸”，不是別人，正是我國已故著名社會學家、“三農問題”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陸學藝。

2013年5月13日，80高齡的陸學藝在工作中突發心臟病，溘然與世長辭。在他留下的行程表上，還記錄著第二天將要參加學術會議的各種安排。這個一生為國、為農、為社會勤勉奔走的巨人，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在不停戰斗。

值此陸學藝逝世一周年之際，人們對這位社會學大師的深切緬懷，從四面八方匯聚成一股綿長的絲線，在空中勾勒出他有如赤子般的音容笑貌。

農民的兒子

“農民可以說是革命的主力軍之一，但新中國成立30年了，為什么農民的處境還是這個樣子？”1980年，陸學藝到甘肅就農民包產到戶問題進行追蹤調研，回來后與同事說起甘肅農民的極端貧困，聲音哽咽，眼里飽含淚水。

就在此前一年，陸學藝頂著極大的政治壓力，發表了《包產到戶問題應當重新研究》的調查報告，第一次明確提出要重新評價“包產到戶”，積極為“包產到戶”正名。這篇報告在當時的社會產生了廣泛影響，為日后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政策突破做了思想鋪墊。

1985年，我國糧棉生產在經歷了連續幾年快速增長后，出現較大幅度減產。當很多人都認為這只是正常的“計劃性減產”，不必過慮時，陸學藝卻敏銳地意識到，實際情況并非如此。他隨后發表《農業面臨比較嚴峻的形勢》的報告，指出我國農業發展要想避免陷入徘徊和萎縮，有必要“推進農村第二步改革”，“使城鄉改革同步進行，互相促進”。這篇報告引起了中央領導的重視，鄧小平在1986年6月聽取經濟情況匯報時談到，“有位專家”的提醒“值得注意”。

從最初學哲學，到從事農村經濟研究，再轉入社會學領域，陸學藝對中國農民、農村、農業的關注從未改變。一些人或許不理解，陸學藝為何對“三農”問題如此執著，并甘愿冒著政治風險，充當少數旗幟鮮明的改革推動者？

“他是從無錫農村里走出來的苦孩子，所以，一直對農業農村問題有很深的感情，總想為中國農業農村面貌的改變做些什么。”陸學藝30多年的老朋友陳錫文在回憶陸學藝的文章中寫道。

20世紀80年代，當許多經濟學學者忙于研究如何增加糧食產量的時候，陸學藝卻已經把關注點轉向如何改善農民的狀況。“陸學藝的研究始終堅持以農民為本位，這與他內心一直對農民的熱愛是分不開的。”陳錫文表示。

“三農”問題成為陸學藝從事社會學研究的起點。直至病逝前夕，他仍在以極大的熱情組織全國百村大型調查。他曾說，對“三農”問題的關注“改寫了我的人生”。如今，他歷盡心血寫就的五部 “三農”論著——《農業發展的黃金時代》、《當代中國農村與當代中國農民》、《“三農論”：當代中國農業、農村、農民研究》、《“三農”新論》、《“三農”續論》，被譽為中國農村社會學、農業經濟學的扛鼎之作。

根植于“中國土壤”

若說陸學藝做學問有什么“訣竅”，與他相熟的朋友、同事定會毫不猶豫地告訴你：“注重調研”。“過去，我們把下去調研叫做 ‘滾泥巴’。陸學藝不只是‘滾泥巴’，他本身就是泥土里面產生的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汝信評價道。

陸學藝的學生毛哲山回憶起恩師當年研究流動人口問題的“獨家秘法”：“他不僅出入工地社區，還經常另辟蹊徑，跑到農民工常坐的綠皮火車上，與他們聊天，了解他們的生產生活狀況。從北京到保定，從保定到北京……”

然而，僅僅坐火車仍無法完全滿足陸學藝“走到農民中去”的研究愿望。于是，他申請到山東陵縣掛職做縣委副書記，一掛就是三年。在陵縣，陸學藝不僅做了大量調研，還辦學校，為陵縣吸引和培養人才。“我至今對‘三農’問題有一點發言權，靠的就是在陵縣打下的基礎。”陸學藝曾對他人如是說。

陸學藝不僅自己下基層，還鼓勵周圍同事尤其是青年學者走下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培林至今對當年自己剛從法國留學回來，就被陸學藝派到陵縣蹲點一年做調查的經歷印象深刻。“他對我說，你要盡快從書本走出來，到農民中去。從巴黎到陵縣，使我完成了一種蛻變，找到了汲取學術營養的根。”李培林說。

由于把學術的根深深扎進了中國現實的土壤里，當人們都在關心經濟增長時，陸學藝很早就發現，社會問題將是中國發展要面對的一個重大問題，并在國內較早提出了“整個國家發展過程中，經濟與社會這‘兩條腿’，不能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論斷。

在陸學藝心里，他始終堅信“中國土壤”對于形成中國社會學的獨特價值。陸學藝的朋友偶爾會私下議論，“老陸做學問走的是條‘野路子’，有一種霸氣”。其實，所謂“野路子”，不過是滲透在陸學藝骨子里那種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經世致用”精神。本著這股精神，陸學藝堅決反對學術中的各種 “洋八股”，一切學理在他面前都必須服從于他的“問題意識”。

“陸學藝典范式地實踐了 ‘根植于中國土壤之中’的學術路線，并臻于完美。他的學問是散發著中國泥土芳香的，是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真學問。”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社會學研究所原所長景天魁由衷地評價道。

聚青年才俊研究社會學

自社會學從西方傳入中國以來，如何適應“中國土壤”就成為中國社會學發展需解決的首要命題。轉入社會學領域后，陸學藝一直沿著費孝通等前輩倡導的“社會學中國化”方向，不斷探索和開拓著中國社會學的發展道路。

他在國內較早引入現代社會學研究方法，分析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社會結構和社會流動，并提出顛覆性的結論。他積極關心社會建設，親自指導多個社會調查項目，以扎實的研究結論為推動社會體制改革建言獻策。

治學60年，陸學藝逐漸將“學貫中西、融通古今、理實兼具、學用一體”的為學之道修煉得爐火純青，并最終為中國社會學貢獻了“以‘三農論’為根基，以社會結構論為框架，以社會建設論為功用”的理論體系。這一理論體系，貫穿在他的五部“三農論”以及他主編的《當代中國社會流動》和《當代中國社會建設》等系列著作之中。

除了自身的學術探索，陸學藝還為中國社會學的學科建設和人才隊伍的培養投注了大量心血。“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的社會學受過很大挫折。陸學藝來到社會學所后，很大程度上是個‘拓荒者’。”陳錫文表示。

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所長、社會學研究所原副所長黃平向記者講述了1987年陸學藝遠赴英國，邀請當時還在英國攻讀博士學位的他回國加盟社會學研究所的情景：“那天晚上，陸老步行找到我的住所，與我徹夜長談。本來我打算回國后去北大任教的，但陸老最終改變了我的想法。”

那時候，受到陸學藝不辭辛苦、遠赴重洋邀請的青年學者不止黃平一人。在他的感召下，一大批青年才俊聚集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燃旺了中國社會學研究的星星之火。到1998年陸學藝卸任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時，社會學所已經從初創時的40人發展到近100人，建立了十余個研究室。

對于陸學藝而言，中國社會學的發展就如同自己孩子的成長一樣令他牽腸掛肚。2008年，他憂心忡忡地找到有關部門領導，請求將一封國內知名學者的聯名信呈給中央領導，以爭取中央對社會學發展的支持。這封信最終得到了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的批示，這也是國家最高領導人第一次對社會學發展專門給予指示。

“我們都叫他‘老陸’”

當人們與記者談起陸學藝時，他們親切的感情并非緣于他那些耀眼的成就，而更多來自于對他人格的傾慕。

“他為人非常平實、低調、謙虛，但在重大問題上又非常有原則，講真話，講實情，提出批評意見也直言不諱。”陳錫文如此評價。

“當年，面對做社會分層研究所招致的種種政治壓力，陸先生總是輕松地一笑置之。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一名知識分子的獨立精神。”曾與陸學藝有過30多年交往的學者趙樹凱在追憶陸學藝的文章中表示。

這位令后輩高山仰止的學術大家，身邊卻有很多忘年交。李培林回憶起“老陸”的一些軼事。“我們社會學所的人，全都沒大沒小地叫他‘老陸’，他毫不在意。有時他在會客，所里的人推門就喊‘老陸’，弄得客人詫然。”

“很少能遇到像他這樣全面的人，無論做人、做事、做學問，都那么令人尊敬。”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黨委書記汪小熙感嘆。

“作為一名社會學家，他在處理自己與社會關系方面達到了相當的境界——讓自己的存在有大益于決策層、有大益于基層、有大益于學界、有大益于民眾，總之，有大益于社會。”景天魁總結道。

如今，斯人雖逝，但他的睿智、風骨和赤子之心，早已化為一面飄揚在中國社會學大道上的旗幟，引領著一代又一代學人繼續前行。

陸學藝（1933—2013），江蘇無錫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社會學研究所原所長，是國家有突出貢獻的專家。曾任北京工業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中國社會學會名譽會長等職務。學術專長為社會學理論、社會結構研究和農村發展理論研究，著作頗豐。著有《聯產承包責任制研究》、《當代中國農村與當代中國農民》、《三農論》等。（記者 鄧之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