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杜甫詩意水墨畫。資料圖片

《杜工部草堂詩箋》 本報記者 吳文康/攝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百年杜甫研究之平議與反思”負責人、山東大學副教授

在現代現實主義思潮的作用下，杜甫漸漸被轉向“全寫實派”，杜詩的“詩史”價值和精神也隨著“現實主義”觀念在各個時期表現出不同的意義，呈現出不同的思想和藝術內涵。

大約自北宋起，“杜詩學”就逐漸成為一門歷久不衰的“顯學”。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每一個歷史時期都有各自關心的命題或新興的研究方法灌注到該研究領域中，使得杜詩學的內涵遠遠超越了杜甫當時所創制的文本，而為歷代研究者各取所需，并反映了詮釋者所處的時代風貌，進而造就了其豐富的生命力。“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于時序”。杜甫研究隨時代而變，是學術發展的必然。如何推陳出新、不斷結出新的碩果，煥發其持久的學術生命力，便成為杜甫研究繞不開的話題。謹以近百年杜甫研究試議之，以期有所啟發。

后賢兼舊制，歷代各清規

在對近百年杜甫研究進行平議與反思之前，有必要回溯此前的概況。怎樣評價杜甫在唐五代的地位，古今論者動輒以唐人不選杜詩或少選杜詩來論事，其實有失片面。與杜甫同時的任華曾高度評價“曹劉俯仰慚大敵，沈謝逡巡稱小兒”。這絕非虛言，卻往往為后世論者所忽視。這一時期杜集的編纂實績，開創之功不容抹殺。宋代迎來了杜詩學的第一個高峰，出現了“千家注杜”的盛況。“老杜似孟子”是宋人推崇杜甫的思想基礎，宋代詩文革新運動又為杜甫在宋代受尊起到了直接推動作用。以現存宋代注杜本而言，特別是《宋本杜工部集》刊刻以后，杜詩補遺、增校、分類、系后、箋釋、批點、集注、匯評等研究成果蓬勃興起，蔚為大觀。而后的金元及明前期，杜甫研究進入相對低谷期。明末清初，王朝更替，學風大變，迎來杜詩學研究的第二個高峰，涌現出大批注杜、箋杜、解杜名作，如王嗣《杜臆》“以杜證杜”，錢謙益《錢注杜詩》“詩史互證”，朱鶴齡《杜工部詩集輯注》補錢注之漏與糾錢注之錯，仇兆鰲《杜詩詳注》“集大成”，浦起龍《讀杜心解》“以心解杜”，楊倫《杜詩鏡銓》注文簡潔，等等，無不體現了廣、專、深、細的特點，為杜詩學的建立奠定了堅實基礎，與杜詩共趨不朽。

乃知蓋代手，才力老益神

杜甫云“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20世紀的百年，我們“遞相祖述”的是從李詳撰《杜詩證選》到蕭滌非主編《杜甫全集校注》這百余年間杜甫研究的成果。在中國大陸，百年間杜甫研究深受新舊文化、東西文化交互撞擊及多次政治思潮的影響，以1949年、1976年為界呈現出三個時期，依次表現為三個特點：一是剝去封建時代加給杜甫的“圣化”外衣，只將其作為普通詩人來研究，將之視為時代的代言人；二是經歷被送以“人民詩人”的桂冠到將“揚李抑杜”推到驚世駭俗地步的大轉折；三是正本清源后全方位的復興、總結及努力建構“杜詩學史”。

在這一曲折的研究進程中，交織著“詩圣”的沉浮與“詩史”的反復詮釋等核心問題。從梁啟超提出“情圣”說，到胡適稱杜甫“平民詩人”，到聞一多贊杜甫“良心與文學齊備”，再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被冠以“人民詩人”，對杜甫的評價一路攀升，這些美譽都包含道德意義。就在“人民詩人”被過度強調的同時，“詩圣”就漸漸等同于“庸俗詩人”了，“文革”中“庸俗”到了“法家詩人”，甚至“封建衛道士”和“地主詩人”，這不能不激起群體性反思。隨著人們對郭沫若抑杜傾向的批判，“詩圣”的榮耀也漸漸回歸，杜甫不僅被看作儒家詩人，他的人格也被賦予更豐富的文化內涵，這就是“詩圣”的現代沉浮史。

在“詩圣”沉浮的同時，“詩史”的闡釋也與現代現實主義思潮密切關聯。20世紀初，梁啟超倡“小說界革命”之時，說杜甫只是一個“半寫實派”。可是在現代現實主義思潮的作用下，杜甫漸漸被轉向“全寫實派”，杜詩的“詩史”價值和精神也隨著“現實主義”觀念在各個時期表現出不同的意義，呈現出不同的思想和藝術內涵。如1949年以前，“詩史”的闡釋是以啟蒙主義為前提的，杜甫成為“平民詩人”，是啟蒙主義思潮重新審視古典詩歌的結果，“平民詩人”與“寫實詩人”是統一的。1949年以后，“詩史”被納入“革命現實主義”的范疇，便具有了“時代的鏡子”的意義：它不僅要寫現實，還要寫理想。可是，當“革命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被提升和融合的時候，“詩史”的內涵就不能完全滿足將兩者結合的價值訴求了。經過一段時間的撥亂反正，至20世紀80年代，“詩史”說漸漸淡出，而為杜詩的“詩性”研究所取代。另外，關于杜甫信仰、李杜優劣等問題，也都有了現代裁決。

在這個百年，除中國大陸之外，中國臺灣、港澳地區及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杜甫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如臺灣地區，杜甫研究成果呈現出量多、質高、精細、多樣的特點，文獻資料整理、綜合研究、杜詩學語言研究、杜詩學思想研究、杜詩學批評研究、比較研究以及杜甫生平行跡研究等都日趨邃密、精深，可謂“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港澳地區則重視杜詩的普及工作。國外杜甫研究以受中華文化影響較大的日本和朝鮮半島的研究成果為豐，而歐美、東南亞國家的杜詩翻譯介紹、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其中以洪業的成就最為顯著，宇文所安等漢學家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也為我們提供了有益啟迪。

總之，百年來海內外學者并駕齊驅，共鑄起“杜詩學”繼宋和明末清初之后的第三個高峰。在這個時期，學者們既重杜詩文本和資料的整理工作，也重具體問題的研討；既重材料的積累，也重理論的開拓；既重杜詩“史”的梳理，也重杜詩現代意義的挖掘，真正形成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可喜局面，正可謂“揮翰綺繡場，篇什若有神”。

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

“不薄今人愛古人”“轉益多師是汝師”，是杜甫論詩的態度，也是我們研究杜甫應有的態度。以過去百年的研究積淀為基礎，展望未來杜甫研究的趨勢正當其時。杜甫當年期望與李白“重與細論文”，我們也期待著下個百年杜甫研究的大作宏文出現，以與同仁“細論”之。

杜甫是歷史的。杜甫研究是一個最適于“歷史研究”的對象，新的百年會出現新的問題。以杜甫研究有待開拓的領域和解決的問題為研究的主要走向或課題，進一步增強研究的問題意識，既可避免重復研究，又可從總體上深化和提升杜甫研究水平。諸如杜甫研究資料匯編唐宋部之外的撰寫、大杜詩學史的編寫、有關出土文獻的研究、杜集序跋整理研究、跨文明背景下的文化意義研究、杜甫與儒家思想研究、作為思想家的杜甫研究、杜詩詞語辭典的編纂、李杜比較研究、杜詩與典章制度研究、杜詩與名物研究、杜詩與職官制度研究、杜甫研究怎樣為現實服務，等等，都是值得進一步開拓和挖掘的。

杜甫也是世界的。杜甫對世界文明的貢獻不可低估，被冠以“世界文化名人”的桂冠當之無愧。杜詩博大精深的儒學思想、百科全書式的知識武庫、眾體兼備的精湛藝術和杜甫崇高的人格魅力，都將成為全人類的精神食糧。西方漢學家們喜愛杜甫，既看到杜甫的思想和人格，又看到杜詩的藝術。他們認為，杜甫關注的是“人的堅信、愛、寬宏大量、沉著和同情”，杜詩“富于人性并且和我們大家更親近”（美國詩人翻譯家雷克斯羅斯語）。可以預言：杜詩本身固有的價值與世界各國各地的研究成果，將共同促成“世界杜詩學”繁榮發展。